志第十四 乐志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器。蒉桴苇龠，其来自久。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沽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沽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帖滞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韎昧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乐亏矣。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魏武即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晋世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
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