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以后-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舞会以后

“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端庄——正是端庄。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姣美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1]，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烈性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像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副钻石头饰[2]，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净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3]的画像上描画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舞会：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来自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完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筋疲力尽，——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衫，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玛祖尔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场，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4]，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尔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衫、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脸蛋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应该说，我不是她跳玛祖尔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5]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6]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尔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兹，她尽管呼吸急促，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Encore’[7]。于是我再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肉体。”

“咦，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还能感觉到她的哩。”一个男客人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涨红了脸，几乎是气冲冲地叫喊道：

“是的，你们现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你们眼里只有肉体。我们那个时代可不同。我爱得越强烈，就越是不注意她的肉体。你们现在只看到腿子、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在我看来，正像Alphonse Karr[8]——他是一位好作家——说的：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身铜打的衣服。我们不是把她脱个精光，而是极力遮盖她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9]一样。嗨，反正你们不会了解……”

“不要听他的。后来呢？”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问道。

“好吧。我就这样净跟她跳，没有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早已累得要命，——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总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演奏玛祖尔卡舞曲，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已经从客厅里的牌桌旁边站起来，等待吃晚饭，仆人拿着东西，更频繁地来回奔走着。这时是两点多钟。必须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一次选定了她，我们沿着舞厅跳到一百次了。

“‘晚饭以后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着她回到她的座位时问她。

“‘当然，只要家里人不把我带走。’她笑眯眯地说。

“‘我不让带走。’我说。

“‘扇子可要还给我。’她说。

“‘舍不得还。’我说，同时递给她那把不大值钱的白扇子。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不必舍不得了。’说着，她从扇子上扯下一小片羽毛给我。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眼光表示我的全部喜悦和感激。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我把那片羽毛塞进手套，呆呆地站在那里，再也离不开她。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她对我说道，一边指着她那身材魁梧端正、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过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的响亮声音。

“瓦莲卡往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面。

“‘Ma chère[10]，劝您父亲跟您跳一跳吧。喂，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女主人转向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器宇不凡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他的脸色红润，留着两撇雪白的à la Nicolas I[11]尖端鬈曲的唇髭和同样雪白的、跟唇髭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两鬓的头发向前梳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和嘴唇上，也像他女儿一样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他生就一副堂堂的仪表，宽阔的胸脯照军人的派头高挺着，胸前挂了不多几枚勋章，此外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肩膀和两条匀称的长腿。他是一位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对于跳舞早已荒疏，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人，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尔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瓦莲卡的优美的身子在他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全厅的人都在注视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不仅欣赏他们，而且受了深深的感动。格外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用裤脚带[12]扣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的靴子，只穿自制的靴子。’我想；所以这双方头靴格外使我感动。他显然有过舞艺精湛的时候，可是现在身体发胖，要跳出他竭力想跳的那一切优美快速的步法，腿部的弹力已经不够。不过他仍然巧妙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重又合拢来，虽说不太灵活，他还能跪下一条腿。她微笑着理了理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地绕着他跳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了。他有点吃力地站立起来，温柔亲热地抱住女儿的后脑，吻吻她的额头，随后领她到我身边，他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我不是她的舞伴。

“‘呃，反正一样，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将佩剑插进刀剑带里。

“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其余的便常常会大股大股地跟着往外倾泻，同样，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把蕴藏在我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释放出来了。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全世界。我也爱那戴着头饰、露出伊丽莎白式的胸脯的女主人，也爱她的丈夫、她的客人、她的仆役，甚至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家制皮靴和像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玛祖尔卡舞结束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去用晚饭，但是Б上校推辞说，他明天必须早起，就向主人告别了。我唯恐连她也给带走，幸好她跟她母亲留下了。

“晚饭以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许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经无限地幸福，而我的幸福还是有增无已。我们完全没谈爱情，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我自己，她是否爱我。只要我爱她，在我就尽够了。我只担心一点——担心有什么东西破坏我的幸福。

“等我回到家中，脱下衣服，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出那是决不可能的事。我手里有一小片从她的扇子上扯下的羽毛和她的一只手套，这只手套是她离开之前，我先后扶着她母亲和她上车时，她送给我的。我望着这两件东西，不用闭上眼睛，便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她来：或者是当她为了从两个男舞伴中挑选一个而猜测我的代号，用可爱的声音说出‘骄傲？是吗？’，并且快活地伸手给我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在晚餐席上一点一点地呷着香槟，皱起眉头，用亲热的眼光望着我的时候；不过我多半是回想她怎样跟她父亲跳舞，她怎样在他身边从容地转动，露出为自己和为他感到骄傲与喜悦的神态，瞧了瞧欣然赞赏的观众。我不禁对他和她同样发生柔和温婉的感情了。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的兄弟向来不喜欢上流社会，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已经睡了。我看看他那埋在枕头里面、叫法兰绒被子遮住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动了怜爱的心。我怜悯他，因为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服侍我们的农奴彼得鲁沙拿着蜡烛来接我，他想帮我脱下外衣，可是我遣开了他。我觉得他的睡眼惺忪的面貌和蓬乱的头发使人非常感动。我极力不发出声响，踮起脚尖走进自己房里，在床沿坐下。不行，我太幸福了，我没法睡。加之我在炉火熊熊的房间里感到闷热，我就不脱制服，轻轻地走入前厅，穿上大衣，打开通向外面的门，走到街上去了。

“我离开舞会是四点多钟，等我到家，在家里坐了一坐，又过了两个来钟头，所以，我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正是谢肉节的天气，有雾，饱含水分的积雪在路上融化，所有的屋檐都在滴水。当时Б家住在城市的尽头，靠近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一头是人们游息的场所，另一头是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的冷僻的胡同，来到大街上，这才开始碰见行人和装运柴禾的雪橇，雪橇的滑木触到了路面。[13]马匹在光滑的木轭下有节奏地摆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车夫们身披蒲席，穿着肥大的皮靴，跟在货车旁边扑嚓扑嚓行走，沿街的房屋在雾中显得分外高大，——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可爱和有意思。

“我走到Б宅附近的空地，看见靠游息场所的一头有一大团黑糊糊的东西，听到从那边传来笛声和鼓声。我一直满心欢畅，有时玛祖尔卡舞曲还在我耳边萦绕。但这里是另一种音乐，一种生硬难听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随即沿着空地当中一条由车马碾踏出来的溜滑的道路，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走了一百来步，我开始从雾霭中看出那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在上操。’我想，便跟一个身穿油迹斑斑的短皮袄和围裙，手上拿着东西，走在我前头的铁匠一起，更往前走近些。士兵们穿着黑军服，面对面地分两行持枪立定，一动也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重复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铁匠。

“‘对一个鞑靼逃兵用夹鞭刑[14]。’铁匠瞧着远处的行列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朝那边望去，看见两行士兵中间有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向我逼近来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双手被捆在枪杆上面，两名军士用这枪牵着他。他的身旁有个穿大衣、戴制帽的魁梧的军官，我仿佛觉得面熟。受刑人浑身痉挛着，两只脚扑嚓扑嚓地踩着融化中的积雪，向我走来，棍子从两边往他身上纷纷打下，他一会儿朝后倒，于是两名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一推，一会儿他又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一拉，不让他栽倒。那魁梧的军官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始终跟他并行着。这就是她的脸色红润、留着雪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受刑人每挨一棍子，就好像吃了一惊似的，把他的痛苦得皱了起来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直到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这两句话。他不是说话，而是呜咽道：‘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但是弟兄们不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的紧跟前时，我看见站在我对面的一名士兵坚决地向前跨出一步，呼呼地挥动着棍子，使劲朝鞑靼人背上劈啪一声打下去。鞑靼人往前扑去，可是军士们拽住了他，接着，同样的一棍子又从另一边落在他的身上，又是这边一下，那边一下。上校在旁边走着，一会儿瞧瞧自己脚下，一会儿瞧瞧受刑人，他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然后撅着嘴唇，慢慢地吐出来。这一行人经过我站立的地方的时候，我向夹在两行士兵中间的受刑人的背脊扫了一眼。这是一个斑斑驳驳的、湿淋淋的、紫红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的躯体。

“‘天啊。’铁匠在我身边说道。

“这一行人慢慢离远了，棍子仍然从两边落在那踉踉跄跄、浑身抽搐的人背上，鼓声和笛声仍然鸣响着，身材魁梧端正的上校也仍然迈着坚定的步子，在受刑人身边走动。突然间，上校停下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要让你知道厉害，’我听见他用气呼呼的声音说，‘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

“我看见他举起戴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人的紫红的背脊打下棍子。

“‘来几条新的军棍！’他一边吼叫，一边回头观看，终于看见了我。他假装不认识我，可怕地、恶狠狠地皱起眉头，连忙转过脸去。我觉得那样羞耻，不知道往哪里看才好，仿佛我有一桩最可耻的行径被人揭发了似的，我埋下眼睛，匆匆回家去了。一路上我的耳边时而响起鼓声和笛声，时而传来‘弟兄们，发发慈悲吧’这两句话，时而又听见上校充满自信的、气呼呼的吼声：‘你还敢糊弄吗？还敢吗？’同时我感到一种近似恶心的、几乎是生理上的痛苦，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觉得我马上就要把这幅景象在我内心引起的恐怖统统呕出来了。我不记得是怎样到家和躺下的。可是我刚刚入睡，就又听见和看到那一切，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了。

“‘他显然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起上校，‘如果我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我也就会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致苦恼了。’可是无论我怎样反复思索，还是无法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件事，我直到傍晚才睡着，而且是上一位朋友家里去，跟他一起喝得烂醉以后才睡着的。

“嗯，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了我看到的是一件坏事吗？决不。‘既然这是带着那样大的信心干下的，并且人人都承认它是必要的，那么可见他们一定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想，于是努力去探究这一点。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始终探究不出来。探究不出，我就不能像原先希望的那样去服军役，我不但没有进军队供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像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得啦，我们知道您成了什么‘废物’，”我们中间的一个男人说，“您还不如说：要是没有您，有多少人会变成废物。”

“得了吧，这完全是扯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好，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这一天起衰退了。当她像平常那样面带笑容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广场上的上校，总觉得有点别扭和不快，于是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结果爱情便消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它使得人的整个生活发生变化，走上新的方向。你们却说……”他结束道。

（1903年8月20日作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蒋路译

[1]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各种小组，探讨哲学和文学问题，传播先进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

[2]一种金链或绒布带，当中镶一颗宝石，束在额头上，作为装饰。

[3]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是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一年的俄国女皇。

[4]有些理发店兼卖手套、领带等。

[5]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6]男舞伴必须给自己选定一个代号，如“温顺”或“骄傲”、“喜悦”或“悲哀”之类，跳舞以前，两个男舞伴由第三者领到女舞伴面前，请她猜测代号，被猜中的就可以跟她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