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与巴布林
……我现在又老又病，因而时时刻刻想到死，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我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我的心灵的眼睛也极少向后回顾。只有偶尔在冬天我静静地坐在熊熊的壁炉前面的时候，或者在夏天我慢慢地在阴凉的林阴路上散步的时候，我才记起那些逝去了的岁月，过去了的事情，消失了的人物；然而当时吸引住我的思想的并不是我一生中成熟的时期，也不是我的青春时期。我的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最早的童年或者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些日子。现在我就回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自己在乡下，在我那个严厉易怒的祖母的宅子里，我只有十二岁，并且还有两个人的面貌在我的想象中现出来……
不过我要依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我的故事。
一
一八三〇年
老佣人菲利佩奇像平日一样踮起脚走进房来，打着蔷薇花式的领结，紧紧闭住嘴“为了怕人闻到他的口臭”，一小簇灰白头发在前额正当中凸出来，他走进屋子，鞠了一个躬，把手里捧着的一个铁盘送到我祖母面前，盘里放着一个用纹章火漆印封牢的大信封。我祖母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他本人在吗？”她问道。
“您问的什么？”菲利佩奇胆怯地说。
“糊涂虫！那个送信的人——在吗？”
“是，在，在……他坐在账房里面。”
我祖母拨响她那串琥珀念珠……
“叫他到这儿来。”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你呢，少爷，好好地坐着。”
其实我坐在角落里她指定我坐的矮凳上面，完全没有动过。
我祖母把我管得非常紧！
五分钟以后走进来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黑头发，黑黝黝的皮肤，高颧骨，麻脸，钩鼻，浓眉，眉毛下面生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射出来安详的、忧戚的眼光。眼睛的颜色和表情跟他那张东方人的脸不相称。他穿了一件干净的长裾常礼服。他站在门口，只把头点一下行了一个礼。
“你姓巴布林吗？”我祖母问道，她马上自言自语地添上一句法语：“Il a lair dun armènien.”[1]
“太太，正是这样，”那个人用低沉平板的声音回答道。他刚听到我祖母说的那个不客气的“你”字的时候，眉毛微微颤动了一下。难道他还想祖母会客气地称呼他“您”吗？
“你是俄国人吗？是东正教徒？”
“太太，正是这样。”
祖母取下眼镜把巴布林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他并不埋下眼睛，却只是把双手抄在背后。真正使我最感到兴趣的倒是他的胡子：胡子已经剃光了，可是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青的脸颊和下巴！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祖母开始说，“在他的信里极力推荐你，说你不喝酒，做事勤快；那么你为什么又离开他那儿呢？”
“太太，他需要另一种性质的人管理他的产业。”
“另一种性质的……人？我不懂这个意思。”祖母又拨响她的念珠。“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在信上又说，你有两种怪脾气。什么怪脾气呢？”
巴布林微微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怪脾气。要不是说我……不让用体刑。”
祖母感到惊奇了：
“难道雅科夫·彼得罗维奇要对你用体刑吗？”
巴布林的发黑的脸一直红到发根。
“太太，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有一个准则，对待农民……不得用体刑。”
祖母更加惊奇了；她甚至举起两只手来。
“啊！”她终于叫出声来，把头稍微偏在一边，又注意地将巴布林看了一会儿。“那是你的准则吗？嗯，这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并不请你来做我的管事，我只请你做我账房里一个办事员，一个司书。你的字写得怎么样？”
“太太，我字写得不错，不会有拼音的错误。”
“我倒不在乎这个。我以为要紧的是：字要写得清楚，不要写现在那些带尾巴的新字体，我不喜欢那种字体。你还有一种怪脾气是什么呢？”
巴布林显得局促不安了，他咳嗽起来……
“也许……那位老爷说我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吧。”
“你结婚了？”
“啊，太太，没有结婚……不过……”
祖母皱了皱眉。
“有一个人跟我住在一块儿……是一个男人……一个同伴，一个穷朋友，我跟他就没有分开过……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他是你的亲戚？”
“太太，不，不是亲戚，——只是一个同伴。他对我的工作绝不会有妨碍，”巴布林连忙添了一句，好像他预料到会遇着我祖母的反对似的。“他吃我的，跟我住在一间屋子；他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不是恭维的话，实在是好的，并且他的道德也是可以作为模范的。”
祖母咬咬嘴唇，半闭着眼睛，听完了巴布林的话。
“他用你的钱吗？”
“用我的钱，太太。”
“你是为了慈善养他的吗？”
“这是为了公道……因为一个穷人有帮助另一个穷人的义务。”
“原来如此！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倒是有钱人的义务。”
“在有钱人，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那是一种消遣……可是在我们这类人……”
“唔，得啦，得啦，很好，”祖母打断了他的话，她想了一会儿，又带着鼻音问他，这是她平日不满意时的一种表示，“那么他多大年纪，你养的那个人？”
“跟我同年，太太。”
“你那样的年纪？我还以为他是你养大的呢。”
“完全不是，太太；他是我的同伴，并且……”
“得啦，”祖母又打断了他的话。“你分明是一个慈善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是对的；在你这样身份的人，那的确是很大的怪脾气。不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我会跟你说清楚你得做些什么工作。至于工钱呢……”祖母突然把她那干瘪的黄脸掉转过来，对着我用法语说：“Que faites vous ici？Allez étudier votre devoir de mythologie.[2]”
我跳起来，走到祖母面前，吻了她的手，便走出去了，——并不是去念神话学，却只是到花园里去玩。
祖母庄园里的这个花园很老而且很大，在一边的尽头处是一个活水池子，里面不仅有鲫鱼和鱼，并且还出现过如今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白鱼。在池子的上方是一丛浓密的柳林；再往高处去，有一个斜坡，斜坡的两边密密地长满了榛树，接骨木，忍冬，野茨，树下生着一簇一簇的石楠和独活草。在那些灌木林中间有几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生满了碧绿的丝一样的细草，草丛中露出来各种各样的矮菌，用它们的淡红色、紫丁香色、草黄色的小帽子把草地装饰得五颜六色，非常有趣，同时还有金凤花的金色小球发出来点点亮光。在那儿一到春天就有夜莺唱歌，山乌啸鸣，杜鹃唤友；便是在夏季闷热的时候，那儿也是凉爽的，我常常喜欢走进那灌木茂林里去，在那儿有我所喜欢的隐秘的角落，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地想。我出了祖母的房间，便一直往这些角落中一个被我叫做“瑞士”的地方去。然而我还没有走到“瑞士”的时候，却从那个由半枯的枝子和鲜绿的枝叶编织成的细网里看出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发现这个地方了！这使我多么惊讶。那是一个身材很高、很高的人，穿了一件黄绒布的农民上衣，戴了一顶高的便帽，他正站在我最喜爱的那个地方！我悄悄地走近一些，仔细地看那张脸。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脸很长，很和善，生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和一根非常可笑的鼻子；那根鼻子拉长得像豆荚一样，垂在丰满的嘴唇上面；嘴唇不时颤动着，张开成一个圆圈，吹出一声尖细的口哨来，同时他那双瘦得见骨的手平放在胸膛上，那些长长的指头画圆圈似地在急急转动着。有时候手不动了，嘴唇也不吹哨、不颤动了，头却向前俯下来，好像在倾听似的。我更走近一些，更加注意地凝望着……这个陌生人的每只手里拿着一个浅口小杯，跟人们用来逗金丝雀引它们唱歌的杯子一样的东西。一根小树枝在我的脚下忽然发出声音来；陌生人吓了一跳，把他那两只昏暗不明的小眼睛掉过来，朝林子这边望一下，刚刚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撞在一棵树上，不觉哼了一声，便站住了。
我走到空地上来。陌生人对我微笑。
“早安，”我说。
“早安，小少爷。”
我不高兴他叫我小少爷。干吗那么亲密！
“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板起脸孔问道。
“啊，您看，”他仍旧带着微笑答道。“我逗小鸟儿唱歌。”他把他那两个小杯子让我看。“燕雀们唱和得多好听！在您这样小的年纪，您一定喜欢小鸟儿的歌声吧！请您听一听；我一做声叫，它们马上就会跟着唱起来的——多够味儿！”
他便轻轻地碰他的小杯子，果然有一只燕雀从近处一棵山梨上回答地唱起来。陌生人不出声地笑着，朝我挤了挤眼。
那种笑和那种眼色——陌生人的一举一动，他那含糊的、无力的声音，他那弯曲的腿，他那瘦瘦的手，甚至他的便帽，他的农民穿的绒布长上衣——他的一切都叫人感到温和的天性，天真与诙谐有趣的性情。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我问道。
“今天才来。”
“那么您不是他说到的那个……”
“是巴布林先生跟太太讲过的吗？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您的同伴叫巴布林。您呢？”
“我叫普宁。普宁是我的姓；普宁。他是巴布林，我是普宁。”他又把他的小杯子弄响起来。“听，听燕雀唱歌……它唱得多好啊！”
我突然“非常地”喜欢起这个怪人来了。我跟一般的男孩一样，对陌生的人不是害怕就是摆架子，然而对这个人我却觉得好像多年以前就认识了他似的。
“跟我来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那儿有一个长凳子，我们可以坐，我们还可以从那个地方望见堤。”
“好的，我们就走，”我的新朋友用唱歌般的声音答道。我让他在前面走。他走路时摇摇晃晃，脚擦着地，常常把头朝后仰。
我注意到他的上衣背后领子下面挂着一根小穗子在晃动。
“您那儿挂的是什么？”我问道。
“哪儿？”他反问道，一面伸手到后面领子上去摸。“哈！这根小穗子吗？让它去吧。您知道，是缝在这儿做装饰的。并没有什么妨碍。”
我把他带到长凳那儿，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
“这儿真好！”他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真正好！你们这个花园真不错！啊，啊—呵！”
我从侧面看了他一眼。
“您这顶帽子多古怪！”我不禁叫起来。“让我看看。”
“好的，小少爷，好的。”他取下了帽子。我刚刚伸出手去接它，忽然一抬眼——就噗哧一声笑起来。普宁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在他那个光滑的白头皮包着的圆锥形头顶上面，简直看不见一根头发。
他伸起手在自己的头上一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他笑的时候，好像接不上气来一样，张大嘴，闭上眼睛，——前额上从上到下浮起了三条波浪似的皱纹。
“喂？”他终于说话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鸡蛋吗？”
“真正的，真正的鸡蛋！”我非常高兴地附和道。“您像这样已经很久了吗？”
“很久了。我从前的头发多漂亮啊！——简直是金羊毛，就跟阿尔戈的水手们[3]跨过深海去寻找的一模一样。”
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是幸亏我念过神话学，我也知道阿尔戈的水手们是些什么人；不过使我更惊奇的是听见这个穿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褴褛的人的嘴里吐出那个名字来。
“我想，您念过神话学吧？”我问道，一面把他那顶便帽在我的手里翻来翻去。他的帽子垫的是棉花，镶边的皮子已经脱了毛，作帽檐的纸板也坏了。
“我研究过那个科目，我亲爱的小少爷；我这一生中对什么事都花过相当功夫的！不过现在请您把我的遮头的东西还给我，我好用它来保护我的光头。”
他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他那稍微发白的眉毛向下一动，他便问我是什么人，我的父母是谁。
“我是这儿女主人的孙子，”我答道。“她就只有我一个亲人。爸爸和妈妈都死了。”
普宁当胸画了一个十字。
“愿他们早升天国！那么您是个孤儿；您也是继承人了。您那贵族的血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它就在您的小眼睛里跳动，而且嘶……嘶……嘶……嘶地在发火花……”他用手指头做了个血在发火花的样子。“喂，我的贵公子，请问您知道不知道我的同伴跟您祖母谈好了没有，他是不是得到了那个讲过要给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
普宁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我们在这儿住下来多好！就是住一个短时期也好！不然我们又得飘来荡去，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生活的焦愁烦虑无止息，灵魂也在受苦不安……”
“告诉我，”我插嘴说，“您是做教士的吗？”
普宁掉过脸望我，眯了一下眼睛。
“您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我的好少爷？”
“您讲的话——跟人家在教堂里念的完全一样。”
“是说我用了古经文的句子吗？不过您也不必惊奇。固然在寻常的谈话中不便常常用这种句子；可是当一个人的灵魂受到鼓舞在飞扬的时候，高尚的文句立刻就会出现了。不用说，您的先生——教俄国文学的教师——一定教过您这个了。他一定跟您解释过这个吧，是吗？”
“没有；他没有解释，”我答道。“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是没有先生的。在莫斯科我倒有很多的先生。”
“您要在乡下住很久吗？”
“两个月吧，不会再多的；祖母说我在乡下给惯坏了。在这儿我也有一个女家庭教师。”
“一个法国女人吗？”
“一个法国女人。”
普宁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那么是一个小姐吗？”
“是的，她叫做弗利格小姐。”我突然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没有一个男先生，却只有一个女家庭教师，完全跟一个小姑娘一样，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听她的话，”我轻蔑地加了一句。“我干吗去理她？”
普宁摇摇头。
“哈，这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你们太喜欢外国人了！凡是俄国的东西你们都轻视，外国的东西你们都崇拜。凡是从外国来的人你们都倾心……”
“你说什么？你在用诗讲话吗？”我问道。
“您以为怎样呢？我随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它来得非常自然……”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花园里响起了响亮而尖锐的口哨声，声音是从我们背后发出来的。这个跟我谈话的人连忙站起来。
“再会，小少爷；我那个同伴在唤我，在找我啦……他有什么话告诉我呢？再会，原谅我……”
他钻进了矮树林子里去不见了；我还在长凳上多坐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同时又有一种相当愉快的感觉……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从未跟这样的一个人谈过话。我渐渐地进到沉思中去了……可是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神话学，便只好动身回家去。
回到家里，我知道祖母已经跟巴布林把事情谈妥了：他被派定住在靠近马房的下房中一间小屋子里面。他立刻就跟他的同伴一块儿在那儿住下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喝完了早茶，也没有向弗利格小姐告假，便跑到下房去。我想找昨天看见的那个怪人再谈谈。我没有敲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习惯——便一直走进屋子里去。我在那儿看见的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普宁，却是那个养他的人，慈善家巴布林。他站在窗前，没有穿上衣，两腿叉开着，正在用一条长毛巾仔细地擦他的头和颈项。
“您要什么？”他说，并不放下手来，却只是皱了皱眉毛。
“普宁不在家吗？”我没有取下帽子，随随便便地问道。
“普宁先生，尼坎德尔·瓦维雷奇现在的确不在家，”巴布林从容地答道。“不过请您注意，年轻人：不请求许可就这样跑进别人的屋子里来，这算是有礼貌吗？”
我！……“年轻人！”……他怎么敢！？……我气得一张脸通红。
“您大概不认得我，”我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地随便了，却带了一种傲慢的调子。“我是这儿太太的孙少爷。”
“对我都是一样的，”巴布林答道，他又用他的毛巾去擦头和颈项了。“即使您就是孙少爷，您也没有随便走进别人屋子的权利。”
“怎么能说是别人的屋子？您是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无论在哪儿——都是在自己的家里。”
“不，对不起：这儿——是我的家；因为讲定了这间屋子给我住，是用我的工作交换来的。”
“请您不要教训我，”我打断了他；“我比您知道得更清楚……”
“您应当受到教训，”他也抢着说，“因为您现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我知道我自己的义务，可是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权利，倘使您再要像这样地跟我讲话，那么我就不得不请您出去……”
要不是普宁在这个时候脚擦着地一歪一倒地走进房来，那么我们的争论不知道会闹到什么样的结果。他大概从我们脸上的表情猜到我们两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不痛快的事情，马上露出最殷勤的快乐表情向我走来。
“呀，小少爷！小少爷！”他乱舞着两只手叫起来，一面又在干笑。“我的好少爷！来看我的吧！你真的来了，我的好少爷！（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难道他真的用“你”字来称呼我吗？）喂，跟我来，我们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件东西……还坐在这个气闷的屋子里干吗呢？我们去吧。”
我跟着普宁走了，可是走到门口，我认为应当回过头去用挑衅的眼光看看巴布林，好像在说：我并不怕你！
他也同样地回答我的挑战，他并且拿毛巾蒙住鼻子大大地哼了一声——大概他要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瞧不起我！
“您那个朋友多么不讲礼啊！”我们背后的房门刚刚关上，我就对普宁说。
普宁吃了一惊，马上掉过他那张肥肿的脸来看我。
“您在讲谁？”他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地问道。
“啊，自然是讲他……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巴布林。”
“您指帕拉蒙·谢苗诺维奇吗？”
“嗯，是的；就是那个……浅黑皮肤的人。”
“呃……呃……呃……！”普宁带着慈爱的责备的调子说。“小少爷，小少爷，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帕拉蒙·谢苗内奇[4]是个极可尊敬的人，他坚守着极严格的准则，非常认真，是个出色的人物！唔，不用说，他不肯让旁人侮辱他，因为他很看重他自己。这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他并不是做这种差使的人呢！好少爷，您得很客气地对待他；您知道，他是……”说到这儿普宁埋下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一个共和主义者。”
我睁大眼睛望着普宁。这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料到的。我从盖达诺夫的教科书和别的历史书上，早知道从前在古时候也有着共和主义者，那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总想象他们是一些戴着头盔、手拿圆盾、露出两条粗大的光腿的人；然而就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特别在俄罗斯，在这一个省里，居然真的会有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弄昏了我的脑子，简直叫我莫名其妙了！
“是的，我的好少爷，是的！帕拉蒙·谢苗内奇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普宁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您知道以后应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吧。您想象看，我在那儿找着了什么！在红尾鸲的窝里面找着了一个杜鹃下的蛋！真妙！”
我跟普宁一块儿到花园里去了；可是我在心里不停地念着：“共和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怪不得他有那种蓝胡子！”我最后断定道。
我对这两个人，普宁和巴布林的态度从那一天起就完全确定了。巴布林激起了我的敌意，可是不要多久，这种敌意里又混进了一种类似尊敬的感情。我竟然害怕他！就是在他当初对我的那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之后，我仍旧对他存着畏惧心。不用说，我并不害怕普宁；我甚至于并不尊敬他；坦白地说，我把他当作一个小丑看待，然而我却全心全意地爱他！跟他在一块儿过几个钟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在我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我祖母对我跟这个“普通人”（用法语说，是du commun）intimite[5]的事非常不高兴；可是我只要有脱身的机会，我就马上跑去找我那个古怪、有趣、可爱的朋友。而且在弗利格小姐离开以后，我和他会面的机会更多了。弗利格小姐因为跟一位过路的军官（一位二级陆军上尉）谈话，抱怨我们家中充满了沉闷无聊的空气，被我祖母辞退送回莫斯科去了。至于普宁呢，他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长时间地闲聊，却并不感到厌倦；好像他自己还在找这样的机会似的。我不知道听他讲了多少故事，在那些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坐在芬芳的树荫里，干而柔滑的草上，头上是一片银色的白杨；或者我们坐在池畔芦苇丛中，倾斜的岸边潮湿的粗沙上，从那个地方突出来一些多节的树根，它们古怪地交缠在一块儿，仿佛是一些黑的血管，仿佛是一些蛇，又像是一些从地下国土里钻出来的怪物！普宁详细地对我叙述他的生平，讲他所遭逢的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事情，我总是怀着真诚的同情在听着。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堂的执事；——“他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喝了酒以后就变得极粗暴了。”
普宁自己也在神学校里念过书。可是他受不了那厉害的“鞭笞”，并且对于神父的职务丝毫不感兴趣，后来他便还俗了，因此他受尽了种种的痛苦，最后他成了一个流浪人。“倘使我没有遇到我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的话，”普宁常常这样地解释道（他谈起巴布林时总是这样讲法），“我一定会掉进贫穷和罪恶的泥坑里去了！”普宁讲话喜欢用夸张的句子——虽然他不是有意说谎，他却非常高兴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非常喜欢用夸大的言辞。他对什么事都感到惊奇，对什么事都欢喜得不得了……我因为摹仿他，也学会了那种夸张，那种狂喜了。“看你变成怎样的疯子了——快画个十字，你怎么啦！”我的老保姆常常这样对我说。普宁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然而我更喜欢我常常跟他在一块儿念的书。我无法描写下来我当时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在那时候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书中的隐士或者仙人那样在我面前出现，胳肢窝底下夹一本大书，用他那弯曲的长指头偷偷地招呼我，神秘地递眼色，他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指着园中隐秘的深处，没有人会到那儿去寻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人能够找到我们！等着我们居然悄悄地逃了出来；等着我们平安地到了一个我们的秘密的角落；等着我们两个人并排地坐好了，等着书本慢慢地打开了，从书中发出来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和陈旧的气味，当时的我在这气味里面却闻到了形容不出的芳香！我带着怎样的一种颤动，怀着怎样的一种默默的期待的不安，望着普宁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来！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我四周的一切全消失了……不，并没有消失，只是像一阵一阵的雾似地远远地飞走了，只留下一点友好和慈爱的印象！那些树木，那些绿叶，那些高高的草丛把我们遮住，跟其余的世界隔开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而我们是跟诗在一块儿的，我们充满了诗，陶醉在诗里面，我们在进行着一件庄严、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诗，有音乐性的铿锵的诗；他准备为它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在念诗，他却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毕非亚[6]那样，庄严地，流畅地，带鼻音地高声叫出它们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起先他把诗轻轻地念上一遍，声音很低，就像念给他自己听的一样……他叫这个读法做试读；然后他就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自己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带着半祈祷半命令的样子举起他的手。……用这样一种读法，我们不仅念完了罗蒙诺索夫[7]、苏马罗科夫[8]和康捷米尔[9]的诗（越是古老的诗，越合普宁的胃口），——连赫拉斯科夫[10]的《罗斯记》我们也全读了。说实在话，《罗斯记》使我特别满意。别的不说，那里面还有一个有丈夫气概的鞑靼女人，一个巨人般的女英雄；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忘记了，可是当时只要提到她的名字，我的手脚马上就变冷了！“是的，”普宁常常这样说，一面含有深意地点了点头，“赫拉斯科夫，他是不肯轻易把人放过的。有时候会跳出这样的一行来——简直会碰痛你……你得提防啊！……你想抓住他……可是他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吹起喇叭来，吹起喇叭来，发出了类似铙钹的破铜声。他的名字真起得好！这个字：赫拉斯科夫！”普宁不满意罗蒙诺索夫的诗，觉得它们太简单，体裁太自由，对于杰尔查文[11]，他却抱着差不多是仇视的态度，他说，与其说杰尔查文是诗人，不如说他是侍臣更妥当些。在我们家里，不但没有一个人注意过文学，注意过诗，而且甚至认为诗歌，尤其是俄罗斯的诗歌，都是鄙陋粗俗的东西；我的祖母甚至不称它们做诗歌，只叫它们做“唱曲”[12]；她以为这些“唱曲”的作者不是酒鬼，就是大傻瓜。我是在这一类的观念中长大的，所以我必须在下面两条路中拣一条走：或者带着厌恶地离开普宁，——而且他是那样脏，那样懒散，跟我那贵族的习惯不相容——不然，就让自己被他吸引，受他征服，学他的榜样，也染上他那种爱诗的热狂……我正是走了后一条路。我也念起诗来，照祖母的说法，便是哼起唱曲来了。我自己也试着写诗，我做了一首咏手摇风琴的诗，里面就有这样的两句：
看，粗的轴子团团地转，
它的齿轮在里头滋滋地响。
普宁称赞说这里面有一种摹仿声音的旋律，不过他不赞成这个主题，说是它本身卑下，不值得拿来写抒情诗。
唉！这一切的努力，感情与欢乐，我们的清静的读书，我们在一块儿的生活，我们的诗，——一下子全完了。灾难像一个晴天霹雳似地突然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祖母的脾气跟当时那班执行将军的脾气完全一样，对什么事都爱讲究清洁和有秩序，不用说，我们的花园也应当弄得很清洁，很有秩序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一班免税农民，单身贫穷的农民和那些额外家仆[13]，或者失宠的佣人都“赶”到花园里去，要他们打扫小路，拔除花坛上的草，挖松并且弄细花床上的土。有一天，这种工作正在乱哄哄地进行的时候，祖母带着我到花园里来了。在树丛中，在草地上，到处都看得见白的、红的、灰蓝的衬衫；到处都听得见铲子声和它们铲地的声音，土块倒进筛子里去的声音，以及筛子筛土的声音。祖母从那些劳动的人身边走过，她用她那一双老鹰眼似的眼睛立刻看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不及别人勤快，而且好像不高兴似地脱下了帽子。这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有一张瘦脸和一对凹进去的无光的眼睛，他那件棉布长衫完全破了，到处都是补钉，连他那一对窄小的肩头也盖不住。
“这是谁？”祖母掉过头向那个踮起脚跟在她后面的菲利佩奇问道。
“您……指的……是谁？”菲利佩奇结结巴巴地说。
“哦，傻瓜！我是指那个像狼一样地望着我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不干活。”
“这个，太太！是的，太太。……这……这……这是……叶尔米尔，那个死了的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的儿子。”
这个帕维尔·阿法纳西耶夫十年前在我祖母家当总管，很得我祖母的欢心；可是他忽然失宠了，就这样突然降为照料家畜的工人，而且不久连这个位置也丢掉了，他越降越低，栽一个大跟斗，掉到远远的村子里去了，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小屋里，每月靠一普特面粉的口粮，勉强地过日子，后来得疯瘫病死了，留下一家人，穷得毫无办法。
“哈哈！”我祖母大声说，“真不错，苹果落地离树不远[14]！好吧，我们也会给这个人想个办法。我不需要我这儿的人对我皱眉头。”
祖母回房里去了——作出了安排。过了三个钟头，叶尔米尔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被人带到她的书房的窗下来。这个不幸的少年要被流放。[15]离他不过几步的光景，墙外停着一辆装载他那简单行李的农家小车。在当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叶尔米尔站在那儿，头埋着，头上没有戴帽子，光着两只脚。一双靴子用绳子拴着挂在他的背后；他的脸朝着太太的宅子，脸上没有绝望、悲痛、甚至惊愕的表情；只有一种愚蠢的冷笑冻结在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面。他那一对干燥的、半闭着的眼睛固执地望着地面。有人来报告祖母说，他已经来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她的绸衣一路上发出了轻微的声。她又把那副长柄金边的双眼镜架在鼻梁上，望了望那个新的被流放者。当时在她的书房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四个人：总管，巴布林，值日的小听差和我。
祖母把她的头朝下动了动……
“太太，”忽然响起来一个嘶哑的、差不多是挤出来的声音。我向四周一看。巴布林的脸变得通红……成了深红色；在他那对皱起的眉毛下面现出来小小的强烈的光点……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巴布林，是他发出这一声“太太”来的。
祖母也朝四周看了看，把她的长柄眼镜从叶尔米尔掉向巴布林。
“谁在……讲话？”她慢吞吞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句话来。巴布林稍微向前移动一下。
“太太，”他说，“是我……我很冒昧。我想……我斗胆报告您，像您现在这样做法是……不大妥当的。”
“什么？”祖母说，还是一样的语调，并不拿开她的眼镜。
“我有幸跟您……”巴布林继续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显然是费了劲说出来的，“我要跟您说明那个少年的事情，他就要给流放到远方去了……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一点错。像这种做法，我斗胆说，只会引起不满的……并且会产生别的——上帝不许的！——后果，而且这不外乎是滥用地主的权力。”
“你……在哪儿念过书？”祖母停了一会儿，取下眼镜问道。
巴布林吃了一惊。
“太太，您问什么呢？”他讷讷地说。
“我问你：你在哪儿念过书的？你用了这样高深的句子。”
“我……我的教育……”巴布林说。
祖母轻蔑地耸了耸肩。
“看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的处置不合你的意吧。这对我是毫无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下人中间，我有着绝对的权力，谁也不能过问；只是我不习惯让人当我的面批评我，并且干预跟他们无关的事情。我这儿用不着平民出身的有学问的慈善家；我需要的是那些惟命是从的佣人。你来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这样生活。你不合我的意思，我把你开除了。”祖母又掉转头对总管说：“尼古拉·安东诺夫，把这个人的工钱算给他；让他在今天午饭前走！你听见吗？不要惹我生气。而且另外一个……那个跟他住在一块儿的傻瓜也得跟他一路走。——叶尔米尔还在等什么呢？”她朝窗外望了望，添了一句话，“我已经看见他了。还有什么呢？”祖母对着窗挥她的手帕，好像在赶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随后她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对着我们严厉地吩咐道：“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出去！”
除了那个值日的听差以外，我们全退出去了，祖母的话对那个听差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祖母的命令切实地执行了。在午饭之前巴布林和我的朋友普宁便离开了我们的庄园。我现在不想来描写我的悲痛和我的真挚的、完全是孩子的绝望。我当时的悲痛和绝望的确是很强烈的，本来那个共和主义者巴布林的勇敢行为已经引起了我敬畏的赞叹，可是连这情感也被我那种悲痛和绝望压倒了。巴布林跟我祖母谈过话以后，马上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虽然我一直在他身边，其实是在普宁的身边，转来转去，他却始终不跟我讲一句话，也不望我一眼。普宁完全弄糊涂了，他也不说什么；不过他一直不停地望着我，眼里含着泪水……老是那几滴眼泪：不掉下来，也不干去。他不敢批评他的“恩人”。帕拉蒙·谢苗内奇不会错的，——可是他很悲伤，难过。普宁跟我两个设法再念了一次《罗斯记》中的某一段，作为告别；我们为了这个便把自己锁在贮藏室里——不用想到花园里去了，然而我们刚刚念了第一行，两个人就都念不下去了，虽说我已经有十二岁，平日爱夸口说自己是个大人，可是现在我却像一头小牛似地狂叫起来。巴布林坐进了那辆旅行马车以后，他终于掉过头来望着我，他脸上平日那种严厉的表情现在温和了些，他说：“年轻的先生，这对您倒是一个教训；您记住这件事情吧，等您将来长大了时，您要努力制止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您的心肠是好的，您的天性也还没有败坏……注意，当心；照这样做下去是不成的！”我的眼泪大量地流了下来，流到我的鼻头，流到我的嘴唇，流到我的下巴，我一边流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我会……我会记住，我答应……我会做到……一定……一定……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跟普宁拥抱过二十次了（他那未剃的胡须刺得我的脸发烧，我的身上沾满了他那种臭味），——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他跳到马车的座位上，高高地举起两只手，用了响雷般的声音（这从哪儿来的呢！）朗诵杰尔查文翻译的大卫的《诗篇》[16]，这一次杰尔查文不是一个侍臣，他是一个诗人了。
万能的上帝起来了，
他要在尘世众王的集会中审判他们！
……他说，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呢，
你们纵容了邪恶与不义，你们，有罪的人？
你们的职务是维护法律……
“坐下来！”巴布林对他说。
普宁坐下了，然而还在朗诵：
你们的职务是使无辜的人免去困苦，
使不幸的人得着庇护，
使弱者不受有势力者的欺负……
普宁说到“有势力者”的时候，他指着我们的宅子，随后又用指头点了一下马车夫的背。
去解除穷人的束缚！
他们并不注意！他们看见却不知道……
尼古拉·安东诺夫从宅子里跑出来，用尽气力大声向马车夫叫道：“快走，笨蛋！快走；不要发呆啊！”马车便转动了。然而远远地还听得见普宁的声音：
起来啊上帝，正直的上帝！……
请您来裁判，惩罚邪恶与不义——
只有您啊，应当由您来做尘世的惟一的国君！
“这个小丑！”尼古拉·安东诺夫说。
“他年轻时候没有挨够鞭子，”那个教堂执事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他是来问太太高兴在什么时候举行夜祷的。
就在那天我知道叶尔米尔还在村子里，他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给送进城去办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本来是订下来限制地主们的专横的，可是它们却只成了有关的负责官员们额外收入的来源。那天我找到了他，因为我自己没有钱，我给了他一个包袱，在那里面我放了两条手帕，一双旧鞋，一把梳子，一件旧睡衣，和一条全新的绸领带。叶尔米尔睡在后院里车子旁边的一堆稻草上面，我唤醒了他，他相当冷淡地，而且还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向我道谢，马上就把头埋在稻草上睡着了。我离开了他，多少有点扫兴。我原先想象着他看见我去找他，一定又惊讶又高兴，并且在这里面会看出来我的未来的宽大主张的一个保证——谁知他却……
“无论怎样说，这些人是没有感情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道。
在这个极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的祖母不知为了什么居然给了我一个整天的自由，等我吃了晚饭向她道晚安的时候，她却带了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你的眼睛红了，”她用法语对我说，“您身上有一股农民小屋里的气味。我不想调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情和您干过了一些什么事——我也不愿意弄到非处罚您不可的地步——不过我希望您去掉所有你那些傻气，重新做一个有礼貌、懂规矩的孩子。我们不久就要回莫斯科去，我要给您请一个男教师，因为我知道，应当由一位男先生来管您才成。您去吧。”
真的，这以后不多久我们就回到莫斯科去了。
二
一八三七年
七年过去了。我们仍旧住在莫斯科，然而我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我的祖母在最近几年中间显得很衰老，不再来严厉地管束我了。在同学中我跟塔尔霍夫最熟，他是一个又快活又温和的年轻人。我们两人的习惯和趣味完全一样。塔尔霍夫非常爱好诗，他自己也写诗；而在我这一方面，普宁撒下的种子也没有白费。像一般知己的年轻朋友一样，我们彼此都不隐藏丝毫的秘密。然而在这几天里面我却注意到塔尔霍夫有一种兴奋不宁的神情……有一次一连几个钟头我都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像这样的事以前是没有过的。我正要用友谊的名义要求他坦白地把事情讲出来……他却先对我说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他的屋子里……
他突然快活地红了脸，两只眼睛直望着我的面孔，对我说：“彼佳[17]，我一定要介绍我的穆莎[18]给你。”
“介绍你的穆莎！你说得多奇怪！简直像一个古典派！（当时，一八三七年，正是浪漫主义的全盛时代。）好像我不是早就认识她——你那位穆莎似的！是不是你又写了一首新诗？”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塔尔霍夫仍旧红着脸带笑回答道。“我要介绍给你一个活的穆莎。”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为什么她是你的呢？”
“那，那是因为……啊，等一等，好像是她到这儿来了。”
果然听见了走得快的小鞋跟轻轻的脚步声，接着房门大开了，门口现出来一个十八岁模样的少女，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印花布衫子，肩上披了一件黑呢的短斗篷，她那一头稍微蓬松的金丝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草帽。她看见我在这间屋子里，不觉吃了一惊，露出一点窘相，朝后退了一步……可是塔尔霍夫马上跑过去迎接她。
“请，请，穆莎·帕夫洛夫娜，请进来！这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出色的人，很文静，实在很文静的……您用不着怕他。”他又掉头对我说：“彼佳，让我介绍我的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我的好朋友给你。”
我鞠了一个躬。
“怎么会这样……穆莎？”我说……
塔尔霍夫大声笑起来。
“你不知道在教堂历书上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吗？朋友，我见到这位可爱的小姐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穆莎！这个名字多可爱！而且跟她恰恰配得上！”
我给我这个朋友的好友再点一个头。她从门口向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她的确很可爱，然而我不能够赞成塔尔霍夫的意见，我甚至在心里想：“嘿，她是怎样的一位穆莎啊！”
她有一张稍带圆形的玫瑰色的脸，容貌是纤细、秀美的；从她整个娇小玲珑的身子里散发出一种新鲜活泼的青春的气息；然而说到穆莎，说到穆莎的化身，当时的我——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所有我们这般年轻人都认为穆莎的相貌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一，穆莎一定得有黑头发和苍白的皮肤！此外，轻蔑、高傲的表情，讽刺的微笑，充满灵感的眼光，还有一种神秘的、恶魔的、宿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穆莎的特点，那就是当时支配着一般男人心灵的、拜伦的穆莎。可是在刚才进来的那位少女的脸上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类的特征。倘使当时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的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话，我或者会更留意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小而深，眼皮稍微厚一点，可是眼珠黑得像玛瑙一样，明亮而灵活——这倒是金发的人所不常有的。要是我在这对眼睛流动的、似乎躲躲闪闪的眼光里找不到诗的倾向，那么我也应当看出一个热情的灵魂（而且热情到了不顾自己的程度）的一些光芒来的……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了。
我把手伸给穆莎·帕夫洛夫娜，——她没有把手伸给我，——可是她没有注意我的动作。她坐在塔尔霍夫给她放好的那把椅子上，但是她并没有把帽子和短斗篷脱下来。
她明明感到局促不安；我在这儿使她很窘。她呼吸不均匀，而且过一阵吐一口长气，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
“我到您这儿来只能待一分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她开口说，她的声音是低低的胸音；这样的声音，由她那深红的、差不多是孩子样的嘴唇里吐出来，使人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我们太太只准我出外半个钟头……前天您不大舒服……所以我想……”
她口吃起来，把头埋下了。她那对黑眼睛在浓而低的眉毛下面，躲躲闪闪地不住往左右闪动。它们就像那些在炎热的夏天里，干草丛中，飞来飞去的活泼而闪光的黑色甲虫。
“您多好啊，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大声嚷起来。“不过您待下吧，您坐一会儿吧……我们马上就准备茶炊。”
“啊，不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怎么可能呢！我马上就得走的。”
“您歇歇吧，歇一会儿也成。您还在喘气……您太累了。”
“我不累。我……不是因为那个……只是……请您给我换一本书；这一本我已经读完了。”她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莫斯科版的灰色小书。
“好的，好的。不过您觉得它怎样？您喜欢它吗？”他说到这儿又掉过头来对我说一句：“《罗斯拉夫列夫》[19]。”
“是的。只是我觉得《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20]好得多。我们太太对看书管得很严。她说书妨碍工作。因为照她想来……”
“可是，连《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也比不上普希金的《茨冈》不是吗？咦？穆莎·帕夫洛夫娜？”塔尔霍夫带笑地插嘴说。
“当然啊！《茨冈》……”她慢慢地说。“啊，是的，还有一件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明天不要来……您知道是指哪儿……”
“为什么呢？”
“不行。”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个少女耸了耸肩，她突然离开椅子站起来，好像有谁推了她一把似的。
“您到哪儿去，穆莎，穆佐奇加，”塔尔霍夫痛苦地唤道。“再坐一会儿！”
“不，不，不行。”她很快地走到门口，握着门上的把手……
“那么，至少把书拿去吧！”
“下次再来拿。”
塔尔霍夫向着少女跑过去，可是她一下子就走到门外去了。他差一点把鼻子碰在门上。
“一个怎样的女孩子啊！简直是一只小蜥蜴！”他有点烦恼地说，然后就沉在深思里去了。
我就待在塔尔霍夫的屋子里。我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塔尔霍夫也不想对我隐瞒什么。他告诉我，这个少女是一个小市民，一个女裁缝；他三个星期以前在一家时装店里第一次看见她，他到那儿去替一个住在外省的妹妹买一顶帽子；他见第一面就爱上了她，到第二天他居然跟她在街上讲起话来了；她好像也中意他似的。
“请你不要以为，”他热烈地解释道，“你不应当想她坏。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中间并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坏！”我插嘴说。“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也不会以为你会后悔这件事的，好朋友！你得忍耐一下——往后事情会顺利的。”
“我希望这样！”塔尔霍夫答道，他虽然笑了一下，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很低。“不过，朋友，的确那个女孩子……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典型。你没有机会好好地看她一下。她怕羞；哦，她多怕羞！而且多么固执！就是这种脾气！然而我就喜欢她那种害羞的脾气。这是独立的征候。我是狂热地爱上她了，好朋友！”
塔尔霍夫热心地谈起他的“对象”来，他甚至把他写的一首叫做《我的穆莎》的诗的第一节念给我听。他的这种感情的流露并不合我的胃口。我暗暗地妒忌他。我不久便离开他走了。
过了几天，我偶然走进商场[21]，正在场内一条小道上走着。这天是星期六；买东西的人非常多；在喧嚷拥挤中，只听见从四面八方送过来的店员们的叫卖声。我买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想尽可能地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嘈杂声——我突然不自觉地……站住了；在一家水果店里面，我看见我朋友的那个熟人——穆莎，穆莎·帕夫洛夫娜！她的侧面正对着我，她站在那儿显然是在等待什么。我迟疑了片刻，便决定走过去跟她说话。可是我刚刚走进店门，揭下我的帽子，她惊惶地往后退了两步，连忙走到一个穿粗呢外套的老年人身边去，抓住他的胳膊，好像跑去求他保护似的。那个老年人正看着店员在给他称一磅葡萄干，这时也转过脸来朝着她——你想我当时是多么惊奇！我看出来他是谁呢？普宁！
不错，是他；还是他的那双红肿的小眼睛，他的厚嘴唇，他的柔软的下垂的鼻子。这七年中间他简直没有大的改变；也许脸上肌肉有一点点松弛。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我叫起来，“您不认识我吗？”
普宁吃了一惊，张大嘴，注意地望着我……
“我没有荣幸……”他刚刚开头说，突然尖声叫起来：“三一村的小少爷！（我祖母的领地叫做三一村。）真的是三一村的小少爷吗？”——那一磅葡萄干从他的手里落了下来。
“的确是的，”我答道；我从地上拾起了普宁买的葡萄干，然后跟他抱吻起来。
他欢喜、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快要流眼泪了，他脱下他那顶便帽（这让我亲眼看见，在他那个“鸡蛋”上面，连最后的几根头发也完全绝迹了）。从帽底拉出一张手帕，用它来擤了鼻涕，把帽子跟葡萄干一块儿放到怀里去，然后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葡萄干又掉下来了……我不知道穆莎这一阵子在做些什么，我竭力不要去看她。我并不以为普宁的激动是由于他对我个人的极端的喜爱；这只是因为他的天性忍受不了任何一个意外的刺激。这些不幸的人的神经过敏！
“到我们那儿去，到我们那儿去，亲爱的，”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您大概不会不高兴到我们那个简陋的小窝去吧？我知道，您是一位大学生……”
“哪儿的话！正相反，我非常高兴去。”
“您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吗？”
“一点儿事也没有。”
“好极了！帕拉蒙·谢苗内奇会多高兴啊！今天他会比平日回家早些；而她的女主人每星期六也放她出来。不过，对不起，我简直弄糊涂了。不用说，您还不认识我们的侄女吧？”
我连忙接嘴说，我还没有得到这种愉快……
“当然啦！您能够在哪儿遇到她呢？穆佐奇加……亲爱的先生，请您注意；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名字是穆莎——这不是绰号，这是她的真名字……这不是前定吗？穆佐奇加，我给你介绍这位……这位……”
“Б.——”我提醒他道。
“Б.——先生，”他跟着说。“穆佐奇加！你注意！你面前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和气的年轻人。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命运就让我跟他碰到一块儿了！我求你把他当作好朋友看待！”
我低低地鞠了一躬。穆莎的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她偷偷地望了我一眼，马上又把眼睛埋下去了。
“啊！”我想道，“你是一个受窘的时候脸色不变苍白、却变得通红的女人；我得留心这个！”
“请您不要见怪。我们这个女孩子不是一个时髦的女子，”普宁说，就走出水果店到街上去了；穆莎和我跟在他后面。
普宁住在花园街，离商场相当远。在到那儿去的路上，我从前那位教诗的先生便有时间详细地告诉我他的生活情形。自从我们分别以后，他和巴布林两人各处流浪，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一直到不久以前——不过一年半前——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固定的住家。巴布林居然在一个有钱的商人兼工业家的事务所里面找到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
“这不是一个好差使，”普宁叹口气说：“工作多，薪金有限……不过还有什么事可做？连找这个差使也得感谢上帝！我也想找点抄写和教书的工作来挣几个钱；可是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您也许还记得，我的字体是老式的，不合现代人的胃口；至于教书，最大的困难便是我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而且我害怕教到俄罗斯文学这门功课，我也不合现代人的胃口；所以我只好坐着挨饿。（普宁笑了起来，还是他那沉滞的哑声的笑。他还保留着他从前那种夸大的口吻，和他从前那种爱押韵的习惯。）什么都朝新的方面，朝新的方面走！我敢说，您也不再崇拜旧的神，却在新的偶像面前低头？”
“您呢，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您仍然崇拜赫拉斯科夫吗？”
普宁站住不动了，马上挥舞起双手来。
“最高的程度，先生！最—高—的—程—度！”
“您不念普希金的诗吗？您不喜欢普希金吗？”
普宁又把他的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高过了他的头。
“普希金？普希金是一条隐在绿枝中间的蛇，他却有夜莺的歌喉！”
普宁和我两人一面谈着话，一面在那所谓“白石的”莫斯科[22]（这个莫斯科其实没有一块石头，而且一点也不白）的高低不平的砖砌的人行道上小心地下着步子，——穆莎静静地在我们旁边走着，不过离我远些。我讲到她的时候，我称她做“您的侄女”。普宁沉默了一会儿，搔了搔他的后脑壳，压低声音对我说，他这样称呼她……只是为了方便：她根本不是他的亲属；她是一个孤女，是巴布林在沃龙涅什城拾来养大的；不过他，普宁，也可以叫她做他的女儿，因为他爱她，并不比爱亲生的女儿差。我相信，普宁讲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故意压低了声音，可是穆莎却也能够完全听得明白；她同时又气，又羞，又窘；在她的脸上红一阵又暗一阵，那张脸上的一切，眼皮啦，眉毛啦，嘴唇啦，窄小的鼻子啦，全在微微地颤动。这一切都很动人，很有趣，而且很古怪。
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简陋的小窝”了。那个小窝的确是很简陋的。这是一栋单层的小屋，木板的屋顶是倾斜的，正面有四扇阴暗的窗户，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好像沉到地底下去了一样。屋子里的家具寒碜极了，而且也不十分干净。窗间和墙上都挂满了小小的木鸟笼，数目约有一打的光景，里面养着一些百灵鸟，金丝鸟，金翅雀和黄雀。“我的部下！”普宁指着它们得意地说。我们还没来得及走进屋子，向四面看看，普宁还没来得及把穆莎差出去准备茶炊的时候，巴布林本人就出现了。他看来比普宁老了许多，虽说他走起路来还是一样地坚定，而且就大体说，他脸上的表情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却瘦了，背也显得微驼了，他的脸颊陷进去了，在他那蓬乱的浓密的黑发中间“白发增多了”。他认不得我了，等到普宁说出了我的名字，他也不曾表示特别高兴；连他的眼睛里也没有露一丝笑意；他只点了点头；他问我——很随便很冷淡地问——我祖母[23]是不是还活着，就再没有讲别的话了。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并不欢迎你这个贵族的拜访，我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共和主义者到底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穆莎回来了；一个衰老的小老太婆跟在她后面，端了一个擦得不干净的茶炊。普宁开始忙乱起来，请我吃东西；巴布林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支着头，用他那疲乏的眼睛朝四面看。可是喝茶的时候，他却谈起话来了。他对他的位置并不满意。他这样谈到他的老板：“他是个吝啬鬼，不是人；他雇用的人在他的眼睛里不过是废物罢了，一点儿也不算什么；可是他自己不久以前还不是穿着农民的粗呢外衣？他就只有残忍，贪心。在他下面做事比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还要坏！所有他这儿的生意就完全靠着欺诈和吹牛，再没有别的！”普宁听见这种不愉快的话，痛苦地长叹一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头不停地在动着，时而上下地动，时而左右两边地动……穆莎固执地不做声……明明有一个疑问在折磨她：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谨慎的呢，还是喜欢多嘴的？而且要是我故意做出谨慎的样子，我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她那双灵活的、不安的黑眼睛在半垂的眼皮下面闪动着。只有一次她射过眼光来望我，那是多么好奇，多么探索，而且差不多带恶意的眼光……简直叫我大吃一惊。巴布林就很少跟她讲话；不过他每次对她讲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总带了一种忧郁的、并不像父亲的慈爱的调子。
普宁跟他正相反，普宁不停地跟穆莎开玩笑；然而她总是不情愿地回答他。他称她做“白雪姑娘”，“小雪花”。
“您为什么给穆莎·帕夫洛夫娜起这样的名字呢？”我问道。
普宁笑了起来。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冷冰冰的。”
“她聪明解事，”巴布林插嘴说，“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应当这样。”
“我们也可以叫她做这一家的主妇，”普宁大声说。“怎么？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皱起眉头来；穆莎把脸掉开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里面含的意思。
我们这样地过了两个钟头……虽说普宁用尽力气来“招待贵宾”，可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不很活跃。说到他的招待，例如，他蹲在一只金丝鸟的笼子前面，打开门，吩咐金丝鸟说：“飞到圆屋顶上去！开个演奏会！”——金丝鸟便飞出来了，站在圆屋顶上，就是说，在普宁的秃头上，不停地向左右两边转动，展扑它的小翅膀，然后卖力地唱了起来。在金丝鸟唱的时候，普宁连动也不动一下，只是眯起眼睛，用手指轻轻地在指挥。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可是巴布林和穆莎两人都没有笑。
在我正要告辞的时候，巴布林突然拿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来问我。他因为我正在大学里念书，所以想要我告诉他，芝诺[24]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芝诺是怎样的看法。
“什么芝诺？”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道。
“芝诺，古代的大贤。您不会不知道他吧？”
我模模糊糊地记起了芝诺这个名字，他是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可是此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是的，他是一个哲学家，”我后来就这样回答了。
“芝诺就是说过下面一些话的那个贤人，”巴布林郑重地一字一字地说；“他说受苦并不是恶，因为忍耐可以战胜一切，世界上只有一个善，那就是正义；而德性本身也就只是正义。”
普宁恭恭敬敬地听着。
“这段话是一个住在这儿收藏了很多古书的人告诉我的，”巴布林继续往下说；“我很喜欢这段话。可是我看您对这种题目并不发生兴趣。”
巴布林说得不错。对那种题目我实在没有一点儿兴趣。自从我进了大学以后，我也就变成了一个像巴布林那样的共和主义者了。我倒很高兴去谈论米拉波[25]和罗伯斯庇尔[26]。罗伯斯庇尔的确多了不起啊！……在我的写字台上面还挂着福基叶—丹维尔[27]和夏立叶[28]的石印像！然而芝诺！！从哪儿来的芝诺呢？
我告别的时候，普宁很殷切地要求我第二天（那是星期日）再去看他们；巴布林根本不邀请我，他甚至低声说，我不会高兴跟他们那种普通人，那种平民谈话，而且我祖母也可能会不满意……然而他说到这儿，我便打断了他的话，我让他知道我已经不再受祖母的管束了。
“可是您还没有得到产业吧？”巴布林问道。
“没有，我并没有，”我答道。
“啊，那么……”巴布林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是我替他接下去了：“那么我还是个小孩子。”
“再见，”我高声说了一句，便走了。
我已经走出院子到了街上……穆莎突然从房子里跑出来，把一小张折皱了的纸条塞在我的手里，马上就不见了。我等走到第一根灯柱前面便站住，打开纸条来看。那是一个字条。我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认出那些颜色很浅的铅笔字来。穆莎这样写着：“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明天礼拜以后到库塔非娅塔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29]来我等着您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不快活我一定得跟您见面。”这张字条上没有一个错字，可是也没有加上一个标点。我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回了家。
第二天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一刻钟，我就走近了库塔非娅塔（这时候是四月初，树木正在发芽，草也在发绿，麻雀在没有叶子的丁香枝上吱吱喳喳地叫嚷争吵），但是我看见穆莎已经在离栅栏不远的路旁了，这倒使我大吃一惊。她比我还到得早，我正要向她走过去；可是她已经迎着我走来了。
“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墙去吧，”她埋下眼睛朝地上看了一转，着急地小声说，“这儿有人。”
我们沿着上山坡的路往上走。
“穆莎·帕夫洛夫娜，”我开始说……可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
“请您不要批评我，”她还是用她那种急促而压低的声音说，“不要当我有什么坏事情。我给您写信，约您会一次面，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昨天，——您好像一直在暗笑。您听着，”她突然用劲地添了这一句，马上站住了，转过脸向着我：“请听着，倘使您讲出来我跟谁……倘使您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我是指我们在他的屋子里遇着的那个人，我就会跳下水去，我会淹死自己，我会自杀！”
她说到这儿，才第一次用她那我已经熟悉了的锐敏的、探索的眼光望我。
“我看她大概会做的，真的……怕是难免的吧？”我暗想道。
“啊哟，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连忙说。“您怎么把我想得这样坏？您想我能够出卖我的朋友，害您吗？并且拿我所知道的来说，你们的关系也是没有可以指责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放心吧。”
穆莎静静地听我讲话，她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一下，也不再望我一眼。
“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您，”她说，又继续往前面走了，“否则您会以为我发疯了！我得告诉您，那个老头儿想跟我结婚呢！”
“哪个老头儿？那个秃头吗？普宁？”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个……帕拉蒙·谢苗内奇。”
“巴布林吗？”
“就是他。”
“可能吗？他向您求婚没有？”
“他求婚了。”
“然而不用说，您没有答应他吧？”
“不，我答应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现在——完全两样了。”
我惊讶得拍起手来。
“巴布林——同您！他快五十岁了吧。”
“他自己说是四十三。不过那倒没有关系。他就是二十五岁，我也不肯嫁给他。那会有什么快乐呢？他可以整整一个星期不笑一次。帕拉蒙·谢苗内奇是我的恩人，我受过他的大恩；他抚养我，教育我；要是没有他，我早就完了；我理应尊敬他像一个父亲……可是做他的妻子！我宁愿死！我宁愿睡到棺材里去！”
“为什么您老是讲到死呢，穆莎·帕夫洛夫娜？……”
穆莎又站住了。
“难道生命就是那么美好吗？我可以说，连您那位朋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我也是由于自己的痛苦和烦闷，才爱上他的，——可是帕拉蒙·谢苗内奇却向我求婚了……普宁虽然常常拿他的诗歌来麻烦我，可是他至少不叫人害怕；在晚上我倦得头要从肩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也并不逼我念卡拉姆辛[30]的作品。这两个老头儿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说我冷。我能够对他们——热吗？要是他们来强迫我——我就跑开。然而帕拉蒙·谢苗内奇自己老是说着：自由啊！自由啊！不错，我也要自由。否则这算什么呢？所有别的人全有自由，单单把我一个人关在牢里吗？我自己会去跟他讲的。然而要是您出卖我，或者泄漏一点消息的话——请您记住：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
穆莎站在路中间。
“他们永远再见不到我了！”她厉声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不抬起眼睛来看我；她好像知道要是有什么人正面望着她的脸，她就会马上暴露自己——就会把她的心事完全讲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不抬起眼睛来，除非在她动怒或者烦恼的时候——在那种时候她反而正眼望着那个听她讲话的人……然而她那张可爱的玫瑰色的小脸上却露出了不能变更的决心。
“唔，塔尔霍夫说得不错，”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
“您用不着害怕我，”我终于明白地说了。
“真的？纵然……要是您讲出一句跟我们的关系有关的话……就是在某一种……”她忽然闭口不讲了。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您也不用害怕，穆莎·帕夫洛夫娜。我不是您的裁判官。您的秘密是埋在——这儿的。”我指着我的胸膛。“请您相信我，我知道怎样尊重……”
“您带着我的信吗？”穆莎突然问道。
“带着的。”
“在哪儿？”
“在口袋里。”
“给我……快，快！”
我把昨天的那张纸条掏出来。穆莎用她那粗糙的小手抓过去了，她还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好像要感谢我似的；可是她突然抖颤了一下，望了望四周，也不招呼一声，就很快地跑下坡去了。
我朝着她走的方向望过去。在离塔不远处我看见一个人影，裹着一件西班牙式的宽大的斗篷（这种斗篷在当时非常流行），我马上认出来这是塔尔霍夫。
“啊哈，老兄，”我想道，“要是你在监视着她的话，那么你一定早就注意到了……”
我轻轻地吹着口哨，动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刚喝完茶，普宁来拜访我了。他走进我屋子里来，带了一脸窘相，客气地鞠躬行礼，朝四周望望，又道歉说他随便闯进来并不合礼。我连忙安慰他。我这个罪人，还以为普宁是来借钱的。可是他只向我要一杯搀甜酒的茶喝，幸而那个时候茶炊还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到这儿来看您，总不免有点提心吊胆，”他嚼着一块方糖说。“我并不是怕您；不过对您那位可敬的祖母我倒害怕！而且我早就跟您说过，我那身衣服也使我显得很寒伧。”普宁用手指头顺着他那件旧外套的磨损的边摸了一下。“在家里我并不在乎，到街上也没有关系；可是一旦走进了镀金的宫殿，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贫穷在你面前望着你，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住的是两个不大的房间和一个阁楼，绝没有人会想到叫它们做宫殿，更不会说它们是镀金的；那么普宁显然是指我祖母的整个宅子，不过这个宅子也并不怎么华丽。他责怪我昨天为什么不去看他们；他说，帕拉蒙·谢苗内奇虽然明说您一定不会来，可是他还是在盼望您。穆佐奇加也在望您。”
“什么？穆莎·帕夫洛夫娜也望我吗？”我问道。
“她也望您。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您说不是吗？”
“是很可爱，”我同意地说。
普宁很快地摸了一下他的秃头。
“她是个美人，先生，是一颗珍珠，还是一粒金刚钻呢！——我说的是真话，”他俯下头在我耳边说。“她也是贵族的血统，”他小声说，“不过——您懂我的话吧——是私婚呢：吃了禁果[31]。后来她父母一死，亲戚们不照顾她，让她去受命运的簸弄！这就是说：死路一条，饿死！然而在这关头，帕拉蒙·谢苗内奇，像有名的古代的救主一样，出现了！他收留她，给她衣服穿，照顾她，抚养着这只小鸟儿；现在我们的宝贝儿开花了！我告诉您。他是一个少有的好人啊！”
普宁靠在那把安乐椅的靠背上，举起他的两只手来，随后他又把身子向前俯下，比先前更神秘地小声对我说：
“至于帕拉蒙·谢苗内奇本人呢……您不知道吗？他的出身也是高贵的——也是私婚。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势力的格鲁吉亚的公爵，并且还是建国者大卫王[32]的后裔……您怎么想呢？简单地讲——可是这不是很不错的吗？大卫王的血统啊！您以为怎样呢？然而据别的说法，帕拉蒙·谢苗内奇的祖先是一位叫做白骨巴布尔的印度王。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嗯？”
“什么？”我问道，“巴布林也受着命运的簸弄吗？”
普宁又摸摸他的秃头。
“当然是这样！他的遭遇比我们那位小姐的还要惨！从最小的时候起他就只有吃苦受罪！的确，我承认我受了鲁班[33]的影响，写过四行诗题帕拉蒙·谢苗内奇的像，就讲到这件事情。等一下……您看怎样？是的！”从婴儿时期起残酷的迫害就不曾把他放松，命运无情地将巴布林赶到深渊的边缘！然而火光在雾中闪亮，脓水上照着阳光，看啊，胜利的桂冠戴在他的额上！普宁照着平常朗诵诗的方法，用抑扬顿挫的铿锵的音调，给我背出这几行诗来。
“啊，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就是这个缘故吧！”我大声说。
“不，不是这样，”普宁直率地答道。“他早已宽恕了他的父亲；可是他绝不能忍受不公平的事情；别人的痛苦折磨着他，使他苦闷不安！”
我很想把话题转到我昨天从穆莎那儿听来的，就是巴布林求婚的事情上面去，——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谈起。幸而普宁自己给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吗？”他突然问道，狡猾地眯起眼睛来。“您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什么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那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我反问道。
普宁掉过头去朝他背后望了一下，好像害怕有人在后面偷听似的。
“我们那位小美人儿穆佐奇加，不久便要做太太了！”
“怎样呢？”
“巴布林太太，”普宁用力地说，把手掌在膝上拍了几下，接着就像一个中国瓷人似地摇起头来。
“这不可能！”我故意做出惊讶的神情说。
普宁的头慢慢地停止摇晃了，他的手也不动了。
“请让我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帕拉蒙·谢苗内奇年纪大得可以做你们那位小姐的父亲了；因为年纪相差这么大，在新娘方面——是不能发生爱情的。”
“不能发生爱情？”普宁激动地重复说。“可是感激又怎样呢？还有心地纯洁呢？温柔的感情呢？不能发生爱情！！您得仔细想想看：我们承认穆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可是配得上帕拉蒙·谢苗内奇的爱，成为他的安慰，他的支持——一句话说完，他的妻子！就是拿她这样的女孩子来说，这不也是最高的幸福吗？她很了解这一点！您得看看，您得留意地看看！在帕拉蒙·谢苗内奇面前，穆佐奇加是充满了尊敬，而且是战战兢兢，满心欢喜的啊！”
“毛病就在这儿，尼坎德尔·瓦维雷奇，就在您所说的，她是战战兢兢的啊。一个人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是不会战战兢兢的。”
“您这种说法，我不同意！现在就拿我作例子吧；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爱帕拉蒙·谢苗内奇的了，然而我……我在他面前总是战战兢兢的。”
“啊，您——那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呢？为什么？为什么？”普宁打岔说。我简直不认识他了；他很激昂，认真，而且几乎要动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用他平日那种押韵的铿锵的音调了。“不，”他固执地说；“我看出来您的眼光并不锐敏！不！您看不透人们的心！”我不再反驳他……我想把话题引到另一方面去，便提议我们一块儿念点诗来纪念旧日的友情。
普宁沉默了一会儿。
“从前的诗人的东西？真正的诗人的东西？”他最后问道。
“不；新的诗人的东西。”
“新的诗人的东西？”普宁不相信地重说了一遍。
“普希金的，”我答道。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的《茨冈》，塔尔霍夫在不久以前还提到过的。它正是歌咏老丈夫的诗。普宁叽咕了一会儿，可是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样他可以听起来更舒服些，于是我念起普希金的诗来。后来我念到了“老丈夫，可怕的丈夫”；普宁把这首长诗听完了，突然冲动地站了起来。
“我受不了，”他十分激动地说（对他这样的激动连我也吃了一惊）；“原谅我，我不能够再听那个作家的东西了。他是一个不道德的造谣中伤的人；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他把我弄糊涂了。我受不了！请让我现在就告辞吧。”
我极力劝普宁不要走；可是他带着一种愚蠢而可怕的固执坚持着非走不可；他讲了好几次：他弄糊涂了，想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时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地颤动，他的眼睛老是躲开我的视线，好像我伤害了他似的。他就这样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也离开了家，到塔尔霍夫那儿去。
我依照我们一般大学生不讲礼节的习惯，什么人也不问一声，就一直走进塔尔霍夫的住处去了。第一间屋子里没有人。我唤塔尔霍夫的名字，也不见有人答应，我打算走了；然而隔壁屋子的门打开了，我的朋友走了出来。他带了点古怪的神情望着我，默默地跟我握了手。我来看塔尔霍夫，是打算把我从普宁那儿听来的话全部告诉他的；虽然我马上就觉察到我来得不是时候，可是谈过了几句闲话以后，仍旧把巴布林对穆莎存的那份心思告诉他了。他对这个消息显然并不十分惊异；他安静地坐到桌子旁边，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我，仍旧像先前那样地不说话，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好像在说：“好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好的，把你的意思都讲出来吧。”我更加注意地望着他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出来急切的、略带嘲讽的、甚至有点傲慢的表情。可是这并没有阻止我说出我的意见。而且恰恰相反。“你在摆架子，”我想道，“那么我也不会给你留点面子！”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讲起一个人顺从一时突发的激情的害处，讲起每个人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和人格——总之，我向他进了有益的、实际的忠告。我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么一来我可以显得从容一点。塔尔霍夫并不打断我，也不在他的椅子上动一下；他只是用手指头摸弄他的下巴。
“我知道，”我说……（我这样说话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大概是妒忌吧；不过绝不是在维护道德！）“我知道，”我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我相信你爱穆莎，而且穆莎也爱你——在你这一方面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现在我们姑且假定！（说到这儿我把两只胳膊交叉地放在胸前。）我们姑且假定，你的激情得到了满足——那么再往后呢？不用说，你不会跟她结婚吧？而同时你却在破坏一个诚实的好人，她的恩人的幸福——而且——谁知道呢？（我说到这里我的脸上同时现出有远见和悲哀的表情）也许还有她自己的幸福……”
我就这样地一直说下去，说下去！！！
我讲了一刻钟的光景。塔尔霍夫仍旧不做声。这沉默倒使我有点狼狈了。我时时望着他，并不是想知道我的话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我倒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不反驳，也不表示同意，只是像一个聋哑人似地默默坐在那儿。然而最后我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是的，他的脸上的确起了变化。他的脸开始露出不安、激动、痛苦的激动的表情……然而，说也奇怪，我最初看见塔尔霍夫时所注意到的那种兴奋、愉快、嘻笑的表情现在仍旧留在这张激动的、苦恼的脸上！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庆祝我说教的成功的时候，塔尔霍夫忽然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两只手，急急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不用说，你是对的……虽然从另一方面看来，别人也可以发表意见……你所恭维的那位巴布林究竟是个什么呢？一个老实的傻瓜——再没有别的了！你尊称他做一个共和主义者，然而他只是一个笨蛋！哼！他就是这个！他的共和主义就是这一句话：他到处都跟人搞不好。”
“啊！这就是你的意见吗！一个笨蛋！跟人搞不好！！然而让我告诉你，”我突然激忿地说，“让我告诉你吧，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在目前这种时代，所谓到处都搞不好，不就是好的、崇高的天性的证据吗？只有无聊的人——坏人——才是到处都搞得好，而且对什么事都可以迁就的！你说巴布林是一个老实的傻瓜！那么照你看来，还是做一个不老实的聪明人好些吗？”
“你把我的话曲解了！”塔尔霍夫大声说。“我不过向你说明我对那个人是怎样的看法罢了。你真以为他是那样一种罕见的人物吗？一点也不是！像他这一类的人我倒也遇见过的。一个人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不声不响，很顽固，瞪着一对眼睛……啊哈，哈！看起来好像他有满肚皮的才学！可是在他的肚皮里空无所有，在他的脑子里连一点点思想也没有，——除了他自己的尊严感外什么也没有了。”
“单单这一点——也就值得尊敬了，”我插嘴说。“不过让我问你一句，你从哪儿来得及把他研究得这么仔细的呢？你不认识他吧，是吗？或者你这样形容他……是根据穆莎的话吧？”
塔尔霍夫耸了耸肩。
“穆莎跟我……不谈他的事情。听我说，”他添了一句，整个身子都急躁地动了。“听我说：倘使巴布林真有那么崇高、那么老实的天性，那么他怎么会看不出来穆莎并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呢？二者必居其一：也许他知道他假借着感激或者这一类的名义在对别人强加暴力……倘使是这样，那么他怎么算得老实呢？也许他并不了解这一层……那么他不叫傻瓜又叫什么呢？”
我正要反驳，可是塔尔霍夫又紧紧抓住我的手，匆匆地对我讲起来。
“虽然……不用说……我承认你是对的，一千次对的……你是我的真心朋友……不过现在请你离开我，请。”
我吃了一惊。
“离开你？”
“是的，你瞧，我得把你刚才说的那一切的话好好地想一番。……我相信你是对的……不过现在离开我吧！”
“你激动到这样的地步……”我说。
“激动？我？”塔尔霍夫笑起来，但是他马上又停止了。“是的，当然啦！我怎么能够不激动呢？你自己说过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不错，我得好好地想一下……单独地想一下。”他仍然捏紧我的手。“再见，好弟兄，再见！”
“再见，”我跟着他说。“再见，好弟兄！”我出去的时候，还看了塔尔霍夫最后一眼。他现出满意的样子。满意什么呢？是因为我按照真心朋友和同学的本分，给他指出了他所走的路危险吗？还是因为我离开他吗？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整天转来转去，一直到晚上——一直到我走进普宁和巴布林住的房子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一天我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得承认塔尔霍夫的某一些话已经钻进了我的脑子里……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响着……事实上，难道巴布林……难道他真看不出来她不是他的适当的配偶吗？
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巴布林，那个牺牲自己的巴布林——会是一个老实的傻瓜！！
普宁来看我的时候对我说过，昨天晚上他们盼望着我去。这是可能的事；然而今天一定没有人在盼望着我了……他们全在家，每个人看见我去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巴布林和普宁两人都不舒服；普宁头痛，蜷曲着身子躺在宽板凳上，头上缠了一条花手帕，两边太阳穴上各贴一片黄瓜。巴布林正害着黄疸病。脸色完全变黄了，差不多成了深褐色，眼睛的四周现出了黑圈，前额紧蹙着，胡子也没有剃，——看起来他实在不像一个新郎！我想走开……可是他们不让我走，而且还煮茶来款待我。这个夜晚我过得非常不愉快。穆莎倒是没有病。她甚至不像平日那样地怕羞了，不过她显然很烦恼，并且在生气……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端一杯茶给我的时候，就急匆匆地对我小声说：
“不管您说什么，不管您怎样努力，您总做不出什么来……就是这样！”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后来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也小声地问她：
“您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她答道，她的黑眼睛在我的脸上盯了一下，马上又掉开了，她那对眼睛在皱紧了的眉毛下面带怒地闪着光，“是这个意思，您今天在那儿讲的话我全听见了，我没有感谢您的理由，不过事情绝不会像您所想的那样。”
“您在那儿！”我无意地漏出了这句话……然而这个时候巴布林在注意我们了，他的眼光朝我们这面望过来。穆莎便离开了我。
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又设法走到我身边来了。她似乎倒高兴跟我讲那些大胆的和危险的事情，而且高兴在她的保护人面前，在他的监视下面，在只要不致引起他疑心的小心安排中讲那些事情。人都知道，在悬崖绝壁的边缘上走路，是女人喜欢的一种消遣。
“是的，我在那儿，”穆莎轻轻地说，她的面容并没有改变，只是鼻孔在微微颤抖，嘴唇也在扭动罢了。“是的，要是帕拉蒙·谢苗内奇问我在跟您悄悄讲些什么，我立刻告诉他。我还管什么呢！”
“请您小心点，”我求她。“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注意了……”
“我告诉您，我准备把所有的事全对他们讲出来。您说谁在注意呢？一个像一只病小鸭似地从板凳上伸起他的颈项，可是他什么也不会听见；另外一个正泡在哲学里面。您不用害怕！”穆莎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些，脸颊上渐渐地现出一种恶意的暗红色；这颜色对她倒非常适合，她从来没有像这样漂亮过。她抹干净桌子，把杯子碟子收拾好了，便轻快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那种安闲自在的脚步中含得有挑战的意思。她好像在说：“随您怎样批评我，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是不怕您的。”
我不能不承认，我觉得这天晚上穆莎真是可爱极了。“不错，”我暗暗地想道，“这个坏脾气的女孩子是一个新的典型……她美极了。我敢说，她那双手是可以打人的！……好吧！也没有什么害处！”
“帕拉蒙·谢苗内奇！”她突然嚷了起来；“共和国是不是每个人在里面可以随意自由行动的国家？”
“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巴布林抬起头来，皱着眉毛答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那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上面的。”
“那么，”穆莎接着说，“在共和国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别人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完全自由！”
“啊！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你想知道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我需要您亲口告诉我这个。”
“我们这位小姐求知的心很切，”普宁从宽板凳上送过来这么一句话。
我走出屋子进了前厅，穆莎陪我出来，不用说，她并不是对我表示礼貌，她是出于先前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来送我的。我告辞的时候，问她道：
“您真是那么热烈地爱他吗？”
“我爱他，或者不爱他，那是我自己的事，”她答道。“应当发生的事总归要发生的。”
“小心点；不要去玩火，……您会给烧伤的。”
“烧伤总比冻坏好。至于您……谢谢您那些好忠告！您怎么知道他不跟我结婚呢？您怎么知道我一定要想结婚呢？要是我毁了……跟您又有什么相干呢？”
我刚走出，她就砰的一声用力关上了门。
我还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我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塔尔霍夫要吃点苦头……对，对，对，从他的这个“新的典型”那儿，我倒有点高兴……他应当为他的幸福付出一点代价！
至于他会得到幸福，对这一点，遗憾的是，我倒并不怀疑。
三天过去了。我正坐在我的屋子里写字台前面，与其说是在用功，还不如说是在等着吃早饭……我听见了沙沙的声音，连忙抬起头来，我吓呆了。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幽灵，一动也不动，带着恐怖的样子，脸白得跟粉笔一样……这是普宁。他那对半闭的小眼睛望着我，慢慢地在动；它们露出一种茫然的恐怖，一只受惊的野兔有的那种恐怖，他的两只胳膊像鞭子似地垂下来。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您怎么了？您怎样到这儿来的？没有人看见您吗？出了什么事情？您快说！”
“她跑掉了，”普宁用了几乎听不见的哑嗓吃力地说。
“您在说什么？”
“她跑掉了，”他又说了一遍。
“谁？”
“穆莎。她是在夜里走的，还留了一个字条。”
“一个字条？”
“是的，她说：‘我感谢你们，可是我不回来了。请你们不要找我。’我们到处跑来跑去；我们问厨娘：她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说得响一点；请您原谅我。我的嗓子哑了。”
“穆莎·帕夫洛夫娜离开你们了！”我大声嚷起来。“您说的！巴布林先生一定很难过吧。他现在打算怎么办？”
“他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想跑到总督那儿去：他不答应。我想去报告警察局：他也不答应，而且对我发脾气。他说：‘她是自由的。’又说：‘我不要压迫她。’他甚至于照常到他的事务所去办公。可是，不用说，他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活人了。他爱她爱得厉害……啊，啊，我们两个人都十分爱她啊！”
普宁说到这儿，才第一次表现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偶像，他是一个活人；他把两只拳头高高地举起，随后又放下来，放在他那个象牙般发亮的秃头上面。
“忘恩的女孩子！”他呻吟起来；“是谁给你吃，给你喝，救了你，给你衣穿，把你养大的呢？是谁照顾你，关心你，把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灵魂都给了你呢？……你把这一切都忘掉了！你丢开我自然是不要紧的，可是帕拉蒙·谢苗内奇，帕拉蒙……”
我请他坐下休息一会儿。
普宁拒绝地摇摇头。
“不，我不要坐。我到您这儿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像一个疯子似的；要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那太可怕了；我躲到哪儿去好呢？我站在屋子当中，闭了眼睛在唤：‘穆莎！穆佐奇加！’像这样下去我真会发疯呢。可是，不，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呢？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来找您的。您知道，那一天您给我念了那首万分倒霉的歌……您该记得，那里面讲到一个老丈夫的事情吧？您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个时候您就知道……或者猜到什么事情吗？”普宁看了我一眼。他突然浑身发战地叫起来：“彼得·彼得罗维奇，也许您知道她在哪儿吧？我的爹，她到什么人那儿去了呢？”
我窘得讲不出话来，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
“她在信里大概对你们讲了什么吧，”我说。
“她说她离开我们，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爹，好朋友，您一定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吧？救救她，让我们到她那儿去；我们会劝好她的。对不起，请您想想看她要把什么样的一个人杀死了。”普宁突然脸色通红，好像他全身的血都涌到他的头上来了，他扑通一声朝着我跪了下来。“救救她吧，我的爹，让我们到她那儿去！”
我的听差在门口出现了，他带着莫名其妙的神情站在那儿。
我费了不少力气才使得普宁站起来，又费了不少力气对他说明即使我疑心到什么事情，也不可以像这样仓促地做法，尤其是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办，否则只有把事情弄糟的；我又说我准备尽我的力去做，不过我不能够保证有什么结果。普宁并不反驳我，可是他也不听我讲话，他只是用他那悲痛的声音时时嚷着同样的话：
“救救她，救救她和帕拉蒙·谢苗内奇吧。”最后他哭起来了。“至少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恳求道，“……他漂亮，年轻吗？”
“他年轻，”我答道。
“他年轻，”普宁跟着我念了一遍，两边脸颊都是眼泪；“她也年轻……这儿就是整个祸事的根！”
这个押韵的句子是偶然地吐出来的；可怜的普宁现在没有心情做诗了。我倒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再听一次他那滔滔不绝的美丽辞藻，不然就是再听一次他那几乎没有声音的笑声也成……唉！他那些美丽辞藻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
我跟他约好只要我得到一点确实的消息，我马上就去告诉他……不过我始终没有提到塔尔霍夫。普宁突然地变得十分衰弱了。
“很好，很好，您先生，谢谢您，”他带着可怜相地说，他用了他从来没有说过的“您先生”这个称呼。“不过，您知道，您先生，您一定不要跟帕拉蒙·谢苗内奇讲什么，您先生……不然他要动怒的。一句话说完，他不许人跟他讲。再见吧，您先生。”
普宁站起来，背朝着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他显得多么衰老可怜，我不觉吃了一惊；他拖着两只腿往外走，走一步就蹲下去一次……
“事情弄糟了！这就是所谓finis[34]吧，”我这样想。
我虽然答应了普宁去探寻穆莎的踪迹，可是就在这一天我到塔尔霍夫那儿去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打听出什么消息来，因为我相信要不是他不在家，就是他不肯接见我。然而我的假定却是完全错误的。塔尔霍夫在家，他也接见了我，而且我甚至知道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事情；可是这对我并没有一点好处。我刚刚跨进塔尔霍夫的门限，他就迈着坚定的快步子来迎接我，他的眼睛燃烧着，闪着亮光，他的脸显得漂亮多了，而且露出得意的神情，他坚决地、兴致很好地说：
“听着，彼佳兄弟！我猜得出来你是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而且你要跟我谈什么话；可是我警告你，倘使你有一个字牵涉到她，或者牵涉到她的行动，或者牵涉到你认为一般的常识所要求我做的什么事，那么我们就从此绝交，不说朋友，连普通的相识也不算，我要请你把我看作一个陌生人。”
我望着塔尔霍夫；他整个身子隐隐地在打颤，仿佛一根绷紧的琴弦似的，他全身都在玎珰地鸣响，他几乎抑制不住他那汹涌的青春热血的浪潮；强烈的、欢快的幸福钻进了他的灵魂，把他完全占有了——而且他也占有了它。
“这是你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吗？”我忧愁地说。
“是的，彼佳兄弟；我的不可改变的决心。”
“这样说来，我只好对你说再见了。”
塔尔霍夫微微眯起眼睛来……那个时候他太幸福了。
“再见，彼佳兄弟，”他稍微带点鼻音地说，他坦然微笑了，愉快地露出他全部洁白的牙齿来。
我怎么办呢？我只有让他去享受他的“幸福”了。
我走出房来把门用力一关，那间屋子的另一道门也是砰然一声给关上了，那个声音我是听见了的。
第二天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拖着艰难的脚步去看我那两位不幸的朋友。我暗暗地盼望着（这是人类的弱点）他们不在家，这次我又错了。他们两人都在家。最近三天中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不论谁看见都会吃惊的。普宁的脸浮肿，而且脸色惨白得像一个鬼。他从前那种有说有笑的习惯完全消失了。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讲着话，不过仍旧用他从前那种哑嗓，他看起来好像失魂落魄似的。巴布林刚刚相反，他似乎收敛起来不往外露，而且比从前更黑了；他以前就不爱讲话，现在他只是偶尔发出几个不相连贯的声音；一种呆板的严肃表情好像冻结在他的面容上一样。
我觉得我不能不讲话；可是我应当说些什么呢？我仅仅在普宁的耳边小声地说：“我没有探听出什么来，而且我只有一个忠告贡献给您——请您断了念吧。”普宁用他那一对红肿的小眼睛望着我（那是现在还留在他脸上的惟一的红色），喃喃地说了一些听不清楚的话，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一边去了。巴布林大概猜到了我在和普宁谈论什么事情，他张开了那两片好像给胶水粘住了一样的紧紧闭住的嘴唇，用不慌不忙的声音对我说：
“亲爱的先生，您那次来看过我们以后，我们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个受我们监护的女孩子穆莎·帕夫洛夫娜·维诺格拉多娃认为不便再跟我们一块儿住下去，她决定离开我们，留给我们一个书面通知就走了。我们并不以为我们有权阻止她，所以我们答应她，照她自己的意思做去。我们希望她过得好，”这一句是他费了劲加上去的，“我恭恭敬敬地请求您不要谈这件事情，因为谈起来不但无益，反而叫人感到痛苦。”
“现在这个人跟塔尔霍夫一样，也不许我讲穆莎的事，”我这样想道，然而我不能不暗暗地感到奇怪了。无怪乎他把芝诺捧得那么高。我想讲几件这位大贤的事情给他听，可是我的舌头讲不出话来，其实不讲反而好些。
我不久便离开这儿，回家去了。和我分别的时候，普宁和巴布林都不对我说“再见！”，他们两人却齐声说：“别了，先生！”普宁甚至把我从前带给他的那一期《电讯》还给我，他好像在对我说：“我再也用不着这种东西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有了一个奇遇。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早，而且很突然；正午时候的温度到了十八度。万物都在变绿，从松软、潮湿的土地里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嫩苗。我在骑术学校那儿雇了一匹马，骑出城外，朝麻雀山驰去。在路上我遇见一辆由两匹剽悍的维雅特种马[35]拉的轻便马车，泥水一直溅到马的耳朵，马尾巴打成了辫子，马鬃和额毛上都系得有红带。马具是那种挂铜牌子带穗子的漂亮马具。驾车的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穿了一件蓝色无袖外衣和一件黄色粗绸衬衫，戴了一顶低毡帽，帽顶上插了一圈孔雀毛。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小市民或者商人阶级的少女，穿了一件颜色鲜艳的锦缎敞胸短上衣，头上包了一方大的天蓝色头帕——她一直快活地笑着。车夫也在笑。我把我的马赶到一边，让路给这一对飞也似地跑过去的欢笑的男女，可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们。突然间那个年轻人大声唤起他的马来……怎么，明明是塔尔霍夫的声音！我回头一望……不错，的确是他；无疑地是他，他穿着车夫的装束，而且坐在他身边的不就是穆莎吗？
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两匹维雅特种马跑了起来，只有一会儿的功夫我就看不见他们了。我想打着我的马追上去，然而我骑的是一匹骑术学校的老马，它走着所谓“将军的步伐”，一路上摇摇摆摆的；而且它跑起来比走更慢。
“痛快地玩吧，亲爱的朋友！”我小声地喃喃说。
我得说明，那一个星期里面我虽然去找过塔尔霍夫三次，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他。他一直不在家。我也没有看见普宁和巴布林……我没有去找过他们。
我那天骑马受了寒；虽说天气很暖和，可是风也厉害。我害了一场大病——等到我的病一好，我便听从医生的劝告，跟祖母一块儿到乡下“吃牧草”去[36]。我就再没有去莫斯科；这年秋天我转学到彼得堡大学了。
三
一八四九年
这次不止是七年，整整十二年又过去了，我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我的祖母死了好久了；我住在彼得堡，在内务部里做事。我也没有看见塔尔霍夫；他进了军队供职，差不多总是住在外省。我跟他碰见了两次，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到过去的事情。我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结了婚了。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日子，我在豌豆街上散步，一面抱怨着把我绊在彼得堡的我那个官职，还有天气的闷热，同这个都市里的臭气和尘土。一个出丧的行列拦了我的路。这个行列就只有一辆小车，说得正确些，是一辆破柩车，车上放着一口简陋的木棺材，一块破旧的黑布把棺材盖了一半，因为马路高低不平，棺材在车上震动得厉害。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孤零零地跟在柩车后面。
我看了他一眼……是一个熟人的面貌……他也掉过眼睛来看我……嗳呀！这是巴布林啊！
我揭下帽子，走到他跟前，讲出我的姓名，就在他的旁边跟着向前走去。
“您在葬谁呢？”我问道。
“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普宁，”他答道。
我有一种预感，我预先知道他会说出这个名字来，然而我心里还是颤抖了。我悲伤，可是我又高兴我居然有机会参加我的教师的葬礼……
“我可以跟您一块儿走吗，帕拉蒙·谢苗内奇？”
“可以……只有我一个人送他；现在是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同伴一路上不开口，也不抬起眼睛。跟我上次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比起来，他现在完全是老头子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铜色的脸跟他满头的白发成了一个很显著的对照。在巴布林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出一种辛劳受苦的生活和不断的斗争的痕迹来；困苦和贫穷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一切事情都已经做完，普宁的遗体永远埋在那阴湿的……不错，在斯摩棱斯克公墓的阴湿的土里的时候，巴布林在那个沙土堆成的新坟前面，埋下他那个没有戴上帽子的光头，站了两分钟，然后把他那张仿佛已经变成冷酷无情的瘦脸和他那双无泪的、下陷的眼睛掉过来向着我，抑郁地给我道谢，就准备动身走了；然而我阻止了他。
“您住在哪儿，帕拉蒙·谢苗内奇？让我到您那儿去看看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就住在彼得堡。我们可以谈谈从前的事情，还可以谈起我们亡友的事。”
巴布林并不马上回答我。
“我来到彼得堡这是第三年了，”他最后说，“我就住在城边上，倘使您真的想来看我，就请来吧。”他把他的住址给了我。“晚上来；我们晚上总在家……我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
“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今天不大舒服；所以她今天没有来送丧。其实举行这种虚礼——这种仪式，一个人也就够了。谁会相信这种事呢？”
巴布林的最后两句话使我感到有点惊奇，可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雇了一辆马车，要送巴布林回家，然而他谢绝了。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他。一路上我老是想着普宁。我记起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个时候他是多么快活，多么有趣；后来在莫斯科他却变得多么柔顺了，——特别是在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现在呢，他跟人生的这笔账算是结清了。看来，人生是不会开玩笑的！巴布林住在维堡区[37]一栋小房屋里面，这栋小屋叫我想起他那个莫斯科的“小窝”来了；彼得堡的“小窝”看起来还更卑陋。我走进他的屋子，他正坐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头上；一枝快燃完的牛油烛发出来昏暗的光，照着他那个低垂的白头。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跳了起来，而且出乎意外热烈地欢迎我。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进来了；我立刻认出来她是穆莎——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巴布林请我到他家来的缘故；他想让我看见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了。
穆莎变得厉害——面貌、声音和举动都变了；可是改变最大的还是她的一对眼睛。以前这对带恶意的美丽的眼睛就像鲦鱼似地窜来窜去；它们老是偷偷地然而光辉地闪动着；眼光好像针尖一样地刺人……现在它们却正面地、安静地、坚定地在望着人了；那对黑黑的眼珠失去了它们的光泽了。“我毁了，我驯了，我善良了！”她那平静无光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她那不断的柔顺的微笑似乎也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服装也朴素了：她穿了一件带小点子的褐色衫子。她先向我走过来，问我是不是还认识她。她显然不带一点儿窘相，这并不是因为她失掉了羞耻心和记忆力，却只是因为她已经摆脱了虚荣心。穆莎谈了不少死去的普宁的事情，她说话的声音是平平稳稳的，她的声音也变冷了。我知道他在晚年非常衰弱，他的脾气差不多变得跟小孩子一样，倘使他没有玩具消遣，他就会觉得寂寞无聊；他们倒的确劝过他用破烂东西做成玩具拿出去卖……可是他做好了却留给他自己玩。然而他对于诗的热情却一直没有消失，他把什么事都忘掉了，只有诗句他始终记得。在他临死前几天他还背出《罗斯记》中的章节来；不过他却害怕普希金，就像小孩子害怕妖怪似的。他对巴布林的忠诚也是一点儿没有减少；他仍然像从前那样地崇拜他；就是在最后他已经被死的寒冷与黑暗包住了的时候，他还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含糊地说：“恩人！”我又从穆莎的话里知道，在莫斯科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多久，巴布林又不得不离开那儿，另求职业，到处奔波，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在彼得堡他又在一家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个位置，可是因为他跟他的老板处不好，不得不在几天以前离开了：巴布林敢于袒护工人！……穆莎讲话的时候一直浮在她脸上的笑容，反而引起了我的悒郁的沉思；她丈夫的外貌所给我的印象，现在由她这笑容来绘完了最后的一笔。他们两个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苦——这是无可疑惑的。他很少参加我们的谈话；他不像是在悲伤，倒像是在焦虑……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他担心。
“帕拉蒙·谢苗内奇，请到这儿来，”厨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她说。
“什么事？要什么？”他惊恐地问道。
“请到这儿来，”厨娘含有深意地、坚持地再说了一遍。巴布林扣好上衣的纽扣，出去了。
屋子里剩下穆莎和我两个人，她用了一种跟先前稍微有点不同的眼光望我，她说起话来声音也变了，笑容也没有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不知道您现在对我的看法怎样，不过我想您一定记得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吧……我从前是一个自信的、快乐的人……然而却不是善良的；我只想自己过得快活。可是我现在要告诉您的是这样：我被遗弃以后，我又变成无路可走的了，我只有两个办法：不是等着上帝来带我去，就是自己拿出勇气来自尽，——就跟上次在沃龙涅什的情形一样，我又碰到帕拉蒙·谢苗内奇了——他又搭救了我……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可以伤害我的话，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他要求的；可是他爱我……我做了他的妻子。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没有能够死，也没有能够照我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我怎么办呢？就是这样——也是可感谢的恩惠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她不说了，把头掉开了一会儿……先前那种柔顺的微笑又回到她的嘴唇上来了。“请不要问我，我是不是过得舒适，”我以为我现在在她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个意思。
我们又谈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穆莎告诉我，普宁留下了一只猫，那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他死了以后猫就跑到顶楼上去，留在那儿不肯下来，只是咪呜咪呜地叫个不停，好像在唤什么人似的……邻居们都害怕得不得了，以为普宁的鬼魂附在猫的身上了。
“帕拉蒙·谢苗内奇是在担心着什么事情吗？”我终于说了出来。
“您注意到了吗？”穆莎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担心呢。帕拉蒙·谢苗内奇对他的信仰一直是很忠实的，这个我倒用不着对您说……目前的情形只有加强他的信仰。（穆莎讲话的口气跟她从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话里面添了一种文学的和书卷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您，而且您怎样看……”
“为什么您以为您不能相信我呢？”
“啊，您在政府机关里办事，您是一位官员。”
“那又怎么样呢？”
“因此，您是忠于政府的。”
我暗暗地惊奇……穆莎的天真。
“政府连我这个人的存在也不知道，我更不想细说我对它的态度了，”我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我同情您丈夫的信仰……超过您所预料的程度。”
穆莎摇了摇头。
“是的，是这样的，”她毫不迟疑地说，“可是问题在这儿：帕拉蒙·谢苗内奇的信仰也许不久就要用行动来表现了。它们不能够再埋藏着了。我们有一些同志，我们不能够抛弃他们……”
穆莎突然闭了嘴，好像她咬着了自己的舌头似的。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乎我的意外的，并且使我感到了一点惊恐。大概是我的脸把我这感觉泄露了出来，——而且穆莎也注意到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次的会面是在一八四九年。不少的人仍然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怎样的骚扰和苦难的时期，[38]而且那一年在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事件[39]吧。我在巴布林的举动上，在他的整个态度上看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两次他带着那么深的怨愤和憎恨，带着那么深的厌恶谈起政府的措施，谈起那班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这使我大为吃惊……
“那么？”他突然问我道，“您解放了您的农民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
“我想您的祖母大概死了吧，是吗？”
我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死了。
“你们这班贵族先生们就是这样，”巴布林低声抱怨道。“用别人的手……给你们从火中取栗……你们就高兴这种事情。”
在他的屋子里最惹眼的地方挂着别林斯基[40]的出名的石印肖像。桌子上面放了一本别斯土热夫编的旧的《北极星》[41]。
巴布林被厨娘叫出去以后，许久都不见回来。穆莎有好几次用了不安的眼光望着他走出去的那道门。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向我道了歉，便也从那道门出去了。过了一刻钟她同她丈夫一块儿回来了；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焦急的表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可是巴布林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现在换上了一种顽强的、差不多是狂热的表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他突然用了一种急颤的、呜咽的声音说，跟他平日讲话的声音完全不同了，同时他那对变野了的眼睛不停地朝四面张望。“一个人活着，一天一天活下去，总希望活得好一点，呼吸得更自由、更畅快一点——可是，恰恰跟这个相反，事情只有朝坏的方面走，而且越来越坏！——他们已经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忍受了一切；他们甚至……大概……打过我……是的，有过的！”他断断续续地加了这一句，一面站住脚后跟把身子猛然一转，好像要扑到我身上来似的；“我已经成年了，还受过体刑……是的；——别的不公道的事情，我现在不想说……难道我们还得回到从前的日子去吗？——他们现在怎样在对付年轻人呢！——是的，一切的忍耐终于有个完结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对！稍微等一下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巴布林现出这个样子。穆莎的脸色也完全变白了……巴布林突然咳嗽起来，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面。我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使他和穆莎两个人感到不方便，决定离开他们，我正在向他们告辞的时候，那扇通隔壁屋子的门突然又打开了，现出一个头来……然而这不是厨娘的头，——这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受了惊的年轻人的头。
“出了祸事了，巴布林，出了祸事了！”他急匆匆地小声说，他看见我这陌生的面貌，马上就退出去了。
巴布林跑出屋子去追那个年轻人。我紧紧地握了穆莎的手，心里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开了她。
“明天来，”她焦急地小声说。
“我一定来，”我答道。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听差便送进来一封穆莎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先生！
帕拉蒙·谢苗内奇今天晚上给宪兵们逮捕，送到要塞里去了，或者是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把我们的文件全检查过，封好一大包带走了。书和信也是这样处置的。他们说在城里逮捕了很多的人。您可以想到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幸好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活到今天看见这个！他死得正是时候。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并不为我自己害怕——我不会饿死——然而一想到帕拉蒙·谢苗内奇，我就担心了。要是您不怕访问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人，那么请您来看看我。
您的忠诚的
穆莎·巴布林娜
半点钟以后我到了穆莎那儿。她看见我，便伸出她的手来，她虽然不说一句话，可是她的脸上却露出了感谢的表情。她仍旧穿着昨天穿的那一身衣服；我从许多地方看出来她整夜都没有上床睡过觉。她的眼睛是红的，不过这是由于缺少睡眠，并不是由于哭泣。她不曾哭过。她顾不得哭。她要行动，她要跟那个落到她头上来的灾祸战斗。从前那个坚强的、固执的穆莎复活了。她虽然恼怒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她连恼怒的功夫也没有了。她怎样去帮助巴布林呢，她向谁去诉冤好减轻他的刑罚呢？——她只是在想这个，她不能够再想别的了。她想立刻就去……去请愿……去要求……可是她到哪儿去呢？她向谁请愿呢？她要求什么呢？——这就是她要我告诉她的事，这就是她要跟我商量的事。
我劝她……忍耐。起初，只好等一下，并且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去打听消息。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弄个明白，现在就采取决定的步骤，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欠斟酌的。即使我是一位更重要、更有势力的大官，也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况且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又能够做什么呢？至于她呢，她本人又是完全没有靠山的……
要把这一切对她解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后来她终于了解了我的理由；并且她也明白，我对她说一切的努力在目前都没有用处，并不是因为我存了自私的心思。
“不过请您告诉我，穆莎·帕夫洛夫娜，”等到她终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以后（在这以前她一直是站着的，好像她马上就要出去援救巴布林一般），我又说，“帕拉蒙·谢苗内奇怎么在他这样的年纪会参加了这种事情呢？我相信只有年轻人，就像昨天晚上来警告你们的那样的人，才会牵连在这种事情里面……”
“那些年轻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穆莎大声说，她的眼睛开始像从前那样地发亮，动了。好像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有力的东西正在从她的灵魂深处升起来……我忽然记起塔尔霍夫从前说过她的一句话——“新的典型”了。“在政治的信仰上说，年龄是没有关系的！”穆莎说到“政治信仰”这几个字的时候，她是特别用了劲的。我有点感觉到，她心里虽然充满了悲痛，可是她也并非不愿意在我眼前露出她这个新的意外的面目——一个配得上做共和主义者妻子的有教养的、成熟的妇人的面目！……“有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年轻，”她接着说下去，“而且更能够牺牲自己……不过问题可不是在这儿。”
“我觉得，穆莎·帕夫洛夫娜，”我说，“您的话未免有点夸大。我知道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性格，我早就相信对于一切……真诚的冲动他都会表同情；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常常把他看做一个有见识的人……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在俄国结党谋叛是绝不可能而且完全荒谬的事吗？在他的地位，在他的职业……”
“自然，”穆莎带着痛苦地插嘴说，“他是个小市民；在俄国只许可贵族们结党谋叛的，例如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42]。……您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
“既然这样，那么您还抱怨什么呢？”我几乎要这样说出来了……不过我控制了自己。
“您以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情的结果可以鼓励其他同类的事情吗？”我大声说。
穆莎皱了一下眉毛。“跟你谈这种事情是没有用处的，”我在她埋下去的脸上看出了这个意思。
“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案情重大吗？”最后我决心地说了出来。穆莎不回答……一声饥饿的、野性的猫叫从顶楼上送了出来。
穆莎给吓了一跳。
“唉！幸而尼坎德尔·瓦维雷奇没有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她差不多绝望地呻吟起来。“他看不到他的恩人，我们的恩人，也许是全世界最好最正直的人，让人在夜里凶暴地抓去，——他没有看到他们怎样对付这个可敬的老年人，怎样不客气地‘你’呀‘你’地叫他……他们怎样地威胁他并且用什么样的话威胁他！……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市民呢！那个年轻的军官一定也是那种没有良心、没有灵魂的人，跟我从前认识的那些人正是一类……”
穆莎的声音断了。她像一张树叶似地浑身颤抖起来。
她那压抑了好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她的灵魂的大骚乱搅动了她那些过去的记忆，并且把它们带了出来，现在它们在她的内部活动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完全相信“新的典型”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那个热情的、爱冲动的天性……不过现在叫穆莎动心的不再是她青春时期喜欢的那些事情了。我第一次到这儿拜访他们的时候，我所认为是柔顺、温和的那种表情，还有实际上原本是那样的，像平静无光的眼光，冷静的声音，安静和朴素的态度——这一切只有跟“过去”，跟永远不会回来的往事连在一块儿才有意义……
如今是“现在”来讲话了。
我竭力安慰穆莎，我竭力想把话题转到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上面去。有些步骤是我们必须采取，不能再拖延的：我们必须探听出来巴布林究竟关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和穆莎两个人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这一切办起来困难不少；最需要的还不是找钱，倒是找工作，然而谁都知道，找工作却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我离开穆莎的时候，脑子里装了整整一大堆的想法。
我不久就知道巴布林是关在要塞[43]里面……
审问开始了……而且一直拖延下去。我每个星期里面都要看见穆莎几次。她也跟她的丈夫见过几次面。可是整个不幸的事件到了决定关头的时候，我恰恰不在彼得堡。我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奉派到俄罗斯南部去了。在我离开彼得堡的期间，我听说巴布林被法庭宣告无罪；他的罪名就只有这一点：那班年轻人认为他是一个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人，有时在他家里开会，他本人也在场；然而行政当局却下令把他送到西伯利亚西部的一个省份去定居。穆莎跟他一块儿去了。
她写信给我说：
……帕拉蒙·谢苗内奇并不愿意这样：因为他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为着别人牺牲自己——也没有权利为着事业牺牲；不过我对他说，这根本不是牺牲。当初我在莫斯科对他说我愿意做他妻子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过：“永不分离，永不变心！”所以一直到最后的日子都应当永不变心……
四
一八六一年
又是十二年过去了……从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六一年这十二年中间发生的事情，每个俄罗斯人都知道而且会永远记得的。在我个人的生活里也有过许多的变化，只是不值得在这儿细说罢了。在这些变化中间自然有不少使我发生兴趣、引起我关心的新的事情……因此巴布林夫妇的面影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去，随后就完全地消灭了。然而我同穆莎的通信却没有断过——虽然事实上我们的信件的来往是非常地少；有时候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得到她和她丈夫的任何消息。我听说在一八五五年以后不多久政府便允许巴布林回到俄罗斯本土来；可是他不肯离开那个西伯利亚的小城，命运把他丢在那个地方，他却在那儿给自己造了一个窝，找到了一个养息的地方和一个活动的圈子……
可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底我接到了从穆莎那儿来的这样一封信：
我这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我最尊敬的彼·彼，所以连您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您还活着，您大概没有忘记我们这两个人吧？可是这并没有关系；我今天还是要给您写信。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情形还是像从前那样，没有什么变化；帕拉蒙·谢苗内奇和我两人照常为我们学校的事情忙着，学校渐渐地有了进步了。此外帕拉蒙·谢苗内奇还忙着念书，写信，并且照常地跟旧信仰者[44]，教会的人士和波兰的流放者辩论种种的问题；他的健康非常好……我也很强健。可是昨天，二月十九日的文告[45]到了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很早就盼望着它，因为好久以前我们就听到了谣言，说在彼得堡你们那儿正在进行着什么大事情……可是我仍然没法描写我们昨天的那种情形！您很知道我的丈夫；苦难并不曾把他改变一点儿，他反倒比从前更强壮、更有劲了。（我不能不指出穆莎把“有劲”写成“有精”了。）他的意志自来是像铁一般坚强的，可是这一回他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读它的时候，两只手一直在颤抖；随后他跟我接连地拥抱了三次，吻了我三次，他还想说什么话，——可是不，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淌眼泪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突然间他大声叫起来：“乌拉！乌拉！上帝保佑沙皇！[46]”——是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这是他亲口说的话！随后他又加上一句：“主啊，赦免您的仆人吧。”……又说：“这是第一步；以后还得有其它的步骤；”他就照他在家里的样子，仍旧光着头，跑出去找我们那些朋友，告诉他们这个伟大的消息。天气非常冷，外面甚至起了大风雪。我劝他不要出去，可是他不听我的话。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全身，头发上，脸上，胡子上（他现在有一部一直垂到胸前的胡子了），都盖满了雪，连眼泪都冻结在他的脸颊上了！可是他很有精神，很快乐，他还叫我开一瓶顿河崔姆良斯克产的香槟酒，我们跟他邀来的那几个朋友一块儿，为沙皇的健康，[47]为俄国，为俄国全体自由人干杯；他又举起酒杯，两只眼睛望着地下，说：“尼坎德尔，尼坎德尔，你听见没有？在俄国再没有一个奴隶了！你在坟墓里欢笑吧，老朋友！”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例如：“我的期望已经实现了！”等等。他又说现在不可能往后退了；又说这个文告本身便是一种保证或是一种诺言……他的话我记不完全，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像这样地快乐了。所以我决定写信给您，让您知道我们在这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是多么地快乐、多么地高兴，让您也跟我们一块儿欢笑吧……
这封信是三月底收到的；五月初我又接到了穆莎寄来的另一封很简短的信。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帕拉蒙·谢苗内奇·巴布林就在接到文告的那一天受了凉，后来转成了肺炎，在四月十二日去世了，他活了六十七岁。她又说，她要留在她丈夫埋骨的地方，继续进行他遗留给她的工作，因为这是帕拉蒙·谢苗内奇的最后的愿望，——因此便是她的惟一的法律。
这以后我就再没有得到穆莎的消息了。
巴金 译
[1] 法语：看样子像亚美尼亚人。
[2] 法语：你在这儿干什么？去念你的神话学的功课去。
[3] 根据希腊神话，阿尔戈是青年英雄伊阿宋的船名，伊阿宋带了五十名水手（都是古希腊的英雄）乘阿尔戈船航海去取金羊毛。
[4] 谢苗内奇和谢苗诺维奇一样，是巴布林的父名。
[5] 法语：交朋友。
[6] 毕非亚是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
[7]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渊博的学者，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诗人。
[8] 亚·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罗斯作家。古典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9] 安·季·康捷米尔（1708—1744），俄罗斯讽刺作家，善写讽刺诗。
[10] 米·马·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罗斯古典主义的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叙事诗《罗斯记》，讲伊凡四世征服喀山的故事。
[11]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罗斯卓越的诗人。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12] 唱曲，原文是赞美歌，指神学校中节日里所唱的颂歌；到了地主太太的口里这个宗教的字眼也就有了轻视的意思。译者就索性把它译作“唱曲”。
[13] “免税农民”是免除义务劳役或缴纳代役金的徭役的农民。他们通常是一些残废者，没有耕地的贫农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额外家仆”是有病的或因长期工作而衰老的家仆，他们得到自由后，仍住在主人家里，被称为“额外家仆”。
[14]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意思。
[15] 当时地主有权把他们不喜欢的农民流放出去。
[16] 指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以色列王大卫的《诗篇》，见《圣经·旧约》。杰尔查文的译诗见他的《统治者和裁判官》。杰尔查文诗中揭发性的激情招致了叶卡捷琳娜对他的愤怒，认为诗中有“雅各宾主义的思想”。
[17] 彼佳是彼得的小名。
[18] 穆莎，希腊神话司文艺美术的九个女神之一。这里的“穆莎”是女人的名字。
[19] 《罗斯拉夫列夫》的全名是《罗斯拉夫列夫或一六一二年的俄国人》，它是俄罗斯作家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的并不怎么成功的小说。
[20] 《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扎戈斯金的第一部小说（历史小说）。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我一生当中头一部使我深受感动的文学作品便是他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但是这部小说充满了把生活理想化的倾向和君主主义的思想。
[21] 俄国城市中用于买卖和保存商品的综合建筑；十八至十九世纪时为直角形建筑物，朝街一面筑有拱廊或柱廊。
[22] 那句有名的话全文是：“白石头、金屋顶的神圣母亲莫斯科。”
[23] 巴布林简单地用了“祖母”这个字，并没有加上习惯用的尊敬的或亲爱的形容词，这表示他对客人非常冷淡。
[24] 芝诺（约前336—前264），古希腊哲学家，斯多噶学派的创立者。这一派的学说宣传理性生活，禁欲，克己和勇于受苦的精神。
[25] 翁·加·里·德·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后来领取王室大量的津贴，暗中为王室服务。
[26] 玛·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领袖。
[27] 安·盖·福基叶—丹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法庭的检察官。
[28] 马·约·夏立叶（1747—179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里昂著名雅各宾派的领袖，主张把王室的财产充公，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恐怖手段。
[29] 亚历山大花园在克里姆林宫的西墙，旁边是一个俗称库塔非娅的低矮的圆塔。
[30] 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俄罗斯卓越的作家和历史家，他的最出名的著作是十二卷的《俄国史》。他也写诗，而且有相当的成就。
[31] “禁果”的意思是不合法，或不正当的欢乐。
[32] 建国者大卫王，一○八九至一一二五年间统一格鲁吉亚的国王，在他的时代格鲁吉亚的政治和文化极为发达。
[33] 瓦·格·鲁班（1742—1795），俄罗斯古典主义末期的诗人。他的诗中庄严的颂词深为同时代人所赞赏。
[34] 拉丁语：完结。
[35] 这种马的身子小而圆，性剽悍，善跑耐劳。
[36] 转义为在父母家里寄食。
[37] 这是彼得堡最穷的地区。
[38] 一八四八年是欧洲各国普遍地发生革命骚动的时期。
[39]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成员在一八四九年被破获、审讯、判罪的事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是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集团，它的成员分两派：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
[40] 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41] 《北极星》是十二月党人康·费·雷列耶夫和亚·亚·别斯土热夫所出版的文学作品选集，共出三册，从一八二三到一八二五年每年一册。这是十二月党人的机关刊物。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康·费·雷列耶夫被处绞刑，亚·亚·别斯土热夫被流放到高加索。别斯土热夫后来用马尔林斯基的笔名发表了一些小说。一八五五年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岑又在伦敦创办新的《北极星》期刊，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
[42] 指一八二五年尼古拉一世即位的时候“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参加者大都是贵族军官。起义失败后，五个领袖被处绞刑，许多参加革命的贵族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十二月党人”是贵族革命家，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部分人却拥护君主立宪政体。
[43] 指彼得保罗要塞，在彼得堡涅瓦河的右岸，十八世纪起它就成了一座非常严酷的政治监狱，许多政治犯在审判前都是关在这里面的。
[44] 一六五四年俄国正教教会中发生分裂，一班守旧派不赞成教长尼康的改革，脱离教会，称为“旧信仰者”；他们大多数都是贫穷的人，两百多年来备受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45] 指解放农奴的文告。
[46] 这是帝俄时代俄国国歌的第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