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
我一直有个愿望，想讲一个普通的真实故事，要让一对年轻的情侣听了我的故事害怕得互相躲在对方怀里，就像两个孩子在林边碰到一条蛇，吓得紧紧抱在一起那样。我开宗明义向你们宣布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哪怕这样做会减少故事的吸引力，或使自己被看成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我曾在这个可以说是很普通的悲剧里扮演过一个角色；如果这故事不能引起你们的兴趣，那不仅得怪我自己，同时也得归咎于历史事实本身。很多真实的事是极其乏味的。因此，善于从真实中选择可以变得富有诗意的东西，这就表现出一半的才能了。
一八一九年，我正从巴黎去穆兰。由于经济情况不佳，我只能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旅行。你们知道，英国人认为马车顶层的位置最好。在旅途的最初阶段，我找到无数有力的理由，证明我们邻国人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位看上去比我稍稍富裕些的青年，出于兴趣，也爬了上来，挨着我在长凳上坐下。对我的种种论据他都报以微微一笑，但并无讥讽之意。我们两人年龄相仿，观点一致，又都喜爱野外的新鲜空气和那随着笨重的驿车向前滚动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丰富多采的景色，此外还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磁铁般的吸力，两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一种短暂的亲密友情。旅行者特别乐于享受这种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过眼云烟的友情很快就会终止，对未来不会有任何约束。车行不到三十里，我们已经在谈论女人和爱情了。话题当然是我们各自的情妇，不过，在这种场合，所用的语言是谨慎含蓄的。我们都很年轻，还处于喜欢半老徐娘的阶段，也就是说喜欢三十五到四十岁的女人。啊，从蒙塔尔吉到另一个我已记不清地名的驿站之间，若是有一位诗人在一旁听我们谈话，他大概能收集到不少火热的言词。迷人的肖像描写和甜蜜的知心话。而我们的腼腆害臊、无声的叹息和羞怯的目光，又比言语更能表达我们要说的内容，那种纯真的魁力，此后我再也寻觅不到了。大概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年轻人吧，我们俩在有关爱情的主要观点上彼此非常一致。首先，我们提出这样的事实和原则，那就是，世上没有比出生证更无意义的东西了；很多四十岁的女人反而比某些二十岁的女人更年轻；归根结底，女人外表显示的年龄才是她们的实际年龄。这一理论突破了爱情在年龄上的限制，于是，我们真心诚意地在无边无际的爱情之海中邀游起来。我们先把自己的情妇描绘成年轻、妩媚、痴情、趣味高雅、聪明机灵的伯爵夫人，有着一双秀足，皮肤光滑如缎，还散发着幽香，后来我们互相吐露了实情，他承认他爱的某夫人三十八岁，我也坦白说自己爱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这样，我们发现两人在爱情方面是同道，便从一种模糊的顾忌中解脱出来，彼此更加推心置腹了。各人都竭力表明自己比对方更多情。一个说，自己有一次长途跋涉二百法里，就为了和情妇会见一个钟头。另一个说，自己为了去赴一次夜间幽会，险些被当成狼，给枪杀在一个牧牛场里。总之，我们互相描述了各自的种种爱情狂热。如果说，回想过去经历的危险是一种愉快，那么，追忆已经消逝的欢乐不也有莫大的乐趣吗？这等于再一次享受啊！我们两人之间已无所不谈：冒过的危险啦，体验过的大大小小的幸福啦等等。我们甚至还开玩笑。我的朋友说，他的伯爵夫人为了博取他的欢心，曾拍过一支雪茄；我说我的伯爵夫人为我煮巧克力，而且没有一天不给我写信或来看我；他的情妇曾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在他那儿住了三天；我的情妇做得更大胆，或者不妨说，更过分。两位伯爵夫人的丈夫都钟爱他们的妻子，他们被正在恋爱的女人特有的魅力所迷住，对妻子惟命是从。他们比传今兵更头脑简单，因此，他们构成的威胁不大不小，正好能增添我们的乐趣。唉，可惜，那些纯真的话语和温和的嘲讽，一下子就被风吹得烟消云散了。
在到普依的途中，我仔细打量了我的新朋友，而且很快相信，他大概是真的被人爱着。请想象这么一个青年，中等身材，但很匀称，生着一张快活的、表情丰富的脸，黑头发，蓝眼珠，微红的双唇，洁白整齐的牙齿，白净的皮肤把俊秀的五官衬托得更有风采，眼圈略带茶褐色，仿佛是个初愈的病人。他还长着一双白哲的、线条柔和的手，像一个漂亮女人的手那样保养得极好，此外他看上去受过很好的教育，又很聪敏。经过这番想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认为，我的旅伴做一个伯爵夫人的情人是当之无愧的。最后，不止一位姑娘会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是子爵，拥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利勿尔的年收人，还不算可能继承到的遗产。
离普依还有一法里路时，突然翻车了，我不幸的伙伴为安全起见，从车上跳到一片新犁过的田边，而不像我那样紧紧抓住长凳，随着车子翻倒。是他跳得不得法，还是跳下后滑倒了呢？我也不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反正车子倒在他身上，把他压伤了。我们将他抬到一家农舍。难忍的疼痛使他发出一阵阵呻吟，他一边呻吟，一边留下一桩心愿，交给我去完成，那是垂死者的最后愿望，显得特别神圣。可怜的人弥留之际还在想，倘若他的情妇突然从报上得悉他的死讯会多么悲哀，他为此万分痛苦，这种纯真的感情只有他这样年岁的人才会有。他请求我亲自去向她报丧，又说他有一把钥匙，用缎带穿着挂在胸前，要我把它找出来。我找到了那把钥匙，它已半陷在肉里，当我尽可能轻轻地把它从伤口里拔出来时，我那垂死的朋友没有叫一声痛。他向我说明如何去卢瓦尔河畔的夏里泰城，到他家里取他情妇给他写的全部情书，并请我把这些信还给她。末了一句话讲到一半，他便无力说下去了。然而，他最后一个手势告诉我，那把不祥的钥匙将证明我是受他之托给他母亲送信的。他毫不怀疑我一定能为他尽心尽力，然而却不能向我讲一句感激的话，这使他很伤心，于是他用恳求的目光看了我片刻，眨了眨睫毛表示和我诀别，然后头一歪，与世长辞了。他的死亡是翻车造成的惟一不幸事件，“而且，”马车夫对我说，“这多少是他自己的过错。”
到了夏里泰，我执行了这位可怜的旅伴的口头遗嘱。他母亲不在家，这对我来说倒是一大幸事。然而，我还是不得不目睹一位老女仆的悲痛。当我告诉她，她的小主人已死时，她的身子晃了晃；随后，看到那把还染着血迹的钥匙，她便木然跌坐在一把椅子里了。我因心中惦着另一种更伟大的痛苦——一个被命运夺走了最后之爱的女人的痛苦，只得离开了年迈的女管家，任她继续对着那把钥匙喃喃自语似地哀哭。我带着由我那结识仅一天的朋友仔细封好的珍贵信件出发了。
伯爵夫人居住的庄园离穆兰八法里，有几里还必须通过泥地，要完成我的使命是相当艰苦的。由于不言自明的客观原因，我的路费仅够用到穆兰。但是，怀着年轻人的热情，我决定步行。坏消息一向传得快，我要走得相当急速才能赶在它前头。我打听到一条捷径，从波旁内的小路走。可以说我是肩上扛着一个死人在赶路。愈是接近蒙佩尔桑庄园，去拜见一位贵妇人的奇特旅行就愈使我害怕。我的想象力构思出干百种富有浪漫色彩的奇妙情节，我设想自己可能在什么样的情景中会见蒙佩尔桑伯爵夫人，或者说，会见曾被年轻的旅伴如此爱慕的朱丽叶，这样讲更符合小说的诗意。我猜测着可能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且编出种种随机应变的回答。在每一条低凹的小路上，在每一个树林的拐弯处，我仿佛都在排练索西对他的灯笼叙述如何打仗的那一幕戏。说来惭愧，我当时想的，首先是自己应持怎样的举止态度以及如何施展才智，巧妙应对；可是当我进入庄园地界，一种凄楚的思绪突然在我头脑中闪过，如同一声霹雳划破灰色的云幕：一个女人费尽心血，终于能名正言顺地把她年轻的朋友带到家里，此时此刻，她的整个心都被他占据着。随着相见时刻的临近，她正期待着难以名状的欢乐。对这个女人来说，我捎去的消息是多么可怕啊！不过，报丧也是一种慈善行为，虽然是残酷的慈善行为，于是我加快了脚步，不时陷在波旁内小路的泥泞里，衣服上溅满了点点污泥。不久，我走上一条两边栽满栗树的林荫大道，大道尽头便是蒙佩尔桑城堡，它的主体建筑突现在天幕上，就像一团形状怪诞、镶着亮边的褐色云彩。到了城堡门口，我发现大门敞开着。这一未曾料到的情况打破了我的计划和设想。不过，我还是壮着胆进去了。两条狗立刻出现在我的左右，大声吠叫，像地道的乡下狗那样凶。一个胖胖的女佣闻声跑来，我告诉她，我有话要跟伯爵夫人说，她用手指了指环绕着城堡的英国式大花园里的树丛说：“夫人在那边……”我讥讽地说了声“谢谢”，因为她这句“夫人在那边”可能要害得我在花园里转上两小时。
这当儿，走来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长着一头鬈发，穿一件白色连衣裙，系一条粉红腰带，披着打褶裥的斗篷。她听到。要不就是猜到了我和女仆的问答。一看见我，她便跑开了，一面用尖细的声音喊着：“妈妈，有一位先生要和你讲话。”我跟在她后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花园小径走去。那件白色斗篷飘飘忽忽如同磷火，为我指引着女孩所走的那条路。
我应当讲出一切，毫不隐瞒。走到林荫路的最后一个矮树丛时，我竖起了衣领，用上衣的袖头掸了掸寒酸的帽子和长裤，用袖子掸了掸上衣，又将两只袖子互相掸了掸；然后，我把上衣仔细扣好，露出翻领，因为这些部分比衣服的其他部分总要新一点；最后，我很巧妙地把靴子在草里擦了擦，将裤腿放下，遮住靴面。我希望经过这番加斯科涅式的打扮后，我不会被人当成专区收间接税的流动税务员。现在，我有时回想起彼时彼刻年轻的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就在我为自己设计一种恰当的举止时，突然，在绿色小径的拐弯处，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的百花丛中，我瞥见了朱丽叶和她的丈夫。漂亮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显而易见，伯爵夫人听到女儿那句模棱两可的话以后，加快了脚步。见是一个陌生人颇为笨拙地在向她行礼，她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对我摆出一副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面孔，并且优雅地噘了噘嘴，这表情使我看出她有多么失望沮丧。我想从苦心准备的漂亮词句里找出几句话来讲讲，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正在双方不知如何开口的当儿，丈夫出场了。我顿时思绪万千。为了掩饰窘态，我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问我面前的两位是不是蒙佩尔桑伯爵和伯爵夫人。话虽无意义，却使我有时间对夫妇俩作出判断和分析（他们的孤寂生活就要被我的来临彻底打乱了）。我以在我那样的年龄罕有的洞察力一眼看出，丈夫多半是一位典型的乡绅，这些乡绅现在成了外省最大的荣耀。他穿着一双厚底大皮鞋，我首先提到这双鞋，是因为它比那褪了色的黑上衣、磨旧的长裤、松松垮垮的领结和卷边的衬衣领更引起我的注意。此人有点像法官，但更像省参议员；他浑身上下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好像一个区长，什么也不能抗拒他的意志；他看上去脾气乖戾，一个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每年都参加竞选，但每年都落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脾气。在他身上，乡下人的理智和愚蠢不可思议地混合在一起；他毫无教养，却有阔人的傲慢；对妻子言听计从，可又自认为是一家之主；大事不管，小事上却不肯迁就；此外他形容憔淬，满面皱纹，皮肤焦黄，头上长着几根稀疏的灰发，又长又直，这就是伯爵其人。可是再看看伯爵夫人！啊，她站在丈夫旁边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她个儿不高，腰肢扁平婀娜，身段迷人；她长得那么娇小、纤弱，碰一碰都怕折断她的骨头。她身穿一条白色细纱长裙，头戴一顶饰着粉红缎带的漂亮软帽。腰间结一根粉红腰带，无袖胸衣可体地裹着肩膀和线条优美的上身，使人一见便从心底里油然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占有欲。她的眼睛乌黑有神，表情丰富，动作温文尔雅，一双脚很纤秀。即使——个养尊处优的老人也会以为她还不满三十岁，因为她的前额和脸部所有的线条显得那么娇嫩年轻。至于性格方面，我觉得她既像利尼奥勒伯爵夫人，又像B侯爵夫人，这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在读过卢韦那本小说的青年人头脑里，是永远鲜明的。我一下子洞悉了这对夫妇的所有秘密，当下作出一个决定，这决定的灵活圆滑，堪称出自一个老练的外交家。也许，我一生中只有那一回凭直觉处事，也只有那一回才弄明白，一般朝臣和上流社会人士处世手腕的奥妙何在。
自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后，我忙于人生的搏斗，不可能分析生活中极细小的行为，只能按礼仪和社会体统的要求行事，致使最高贵的感情全都枯竭了。
“伯爵先生，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我做出神秘的样子说，并且向后退了几步。
伯爵跟在我后面。朱丽叶让我们单独在一起，自己毫不在意地走开了，因为她确信，什么时候她想知道丈夫的秘密，就准能知道。我把旅伴之死简短地向伯爵叙述了一遍。伯爵听了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说明他对他年轻的助手怀有相当深的好感。这一发现壮了我的胆，使我敢于在两人后来的对话中作出如下的回答。
“我太太知道了会很悲伤的，”他吃惊地说，“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不幸的事告诉她。”
“先生，”我说，“我首先跟您谈，这就尽了我的一项责任；我不愿意不通知您，就把一个陌生人托我捎给伯爵夫人的东西交给她。但是，他托我送交的是一种正当的遗赠，也是一个我无权支配的秘密。从他的言谈里，我知道您为人极好，我想您是不会阻止我完成他的遗愿的。至于以后，夫人完全有自由向您讲出我不得不保守的这个秘密。”
听到称赞他，这位贵人很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回了一句含糊不清的恭维话，最后表示由我自便。于是我们往回走。这时，庄园的钟声宣布开晚饭了，我被邀请与主人共进晚餐。朱丽叶见我们俩神情严肃，一言不发，便偷偷地观察我们。过了一会儿，她丈夫找了个小小的借口，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她更是诧异，停下了脚步，瞟了我一眼，只有女人才能用那种目光看人。她的目光里含着好奇，一位主妇看到家里从天而降似地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当然可以这样好奇地看他；她的眼光里含着疑问，确实，我的穿着打扮、年龄和相貌形成那么奇特的对照，无怪她有疑问！她的目光带着傲慢，被人狂热地爱着的女人往往如此，因为在她们眼里，世上的男人除却一个，其他的都不值一顾；她的目光里还含着不由自主的恐惧、害怕以及厌烦，因为她刚才无疑准备享受与情人单独在一起的幸福，现在却要接待一个不期而至的客人。我懂得这富有表情的目光，这无声的语言，于是回报了一个充满怜悯和同情的微笑。这时，我对她凝视了片刻，在这晴朗的日子里，站在两旁开满鲜花的小径中间，她美丽的容貌真是光彩照人。看着这幅令人赞叹的画面，我禁不住叹了口气。
“唉！夫人，我刚刚作了一次很艰难的旅行，是为……您一个人而来的。”
“先生！”她说。
“噢！”我接着说，“我是代表一个把您称为朱丽叶的人来的，”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您今天见不到他了。”
“他病了？”她低声说。
“是的，”我答道，“但是，我求您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托我交给您一些与您有关的秘密物件。请相信，不会有比我更能守口如瓶、忠人之事的信使了。”
“出什么事了？”
“也许是他不再爱您了？”
“啊！那是不可能的！”她叫道，同时不由地露出一丝坦率的微笑。
突然，她似乎哆嗦了一下，用惊恐的目光急速看了我一眼，接着脸上一阵红，问我：“他活着吗？”
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字眼！我年纪太轻，忍受不了那种声调，一时答不上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个不幸的女人。
“先生！先生，回答我呀！”她大声说。
“他活着，夫人。”
“这是真话？啊，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能接受，告诉我吧！无论什么痛苦，也没有不知他是死是活更叫我难受！”
我不回答，眼里忍不住滚出两颗泪珠，因为她说这些话时的语调太奇特了。
她把身体靠到一棵树上，同时发出一声微弱的叫喊。
“夫人，”我对她说，“您丈夫来了！”
“能说我有个丈夫吗？！”
说着，她飞快地跑开，不见了。
“喂，好了，晚饭都快凉了，”伯爵喊道，“来吧，先生。”
我只得跟着主人走去，他把我领到一间餐厅，那里，晚饭已经摆好，菜肴的丰盛精美只有在巴黎才能常见。桌上摆着五副餐具：伯爵夫妇的、小女孩的、我的——本应该是他的，最后一副是为圣德尼的一位司铎预备的。司铎做过餐前祷告后问道：
“伯爵夫人呢？”
“啊，她就会来的，”伯爵回答。他殷勤地先给我们舀了汤，然后给自己舀了满满一盆，并且其快无比地吃光了。
“啊！侄儿，”司铎大声说，“要是你夫人在这儿，你就会理智些了。”
“爸爸这么吃法会伤身体的，”小女孩带着狡黠的神情说。
这段有关饮食学的奇怪的小插曲发生后不久，正当伯爵急煎煎地切一块我叫不出名称的野味肉时，一个贴身女仆跑来禀告：“先生，我们到处找不到太太！”
一听此话，我猛然站起身来，心里害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我的脸上一定明显地流露了这种担忧，使得老司铎也跟我往花园里跑去。那位丈夫碍于情理，一直走到餐厅门口。
“别走，别走！用不着担心。”他对我们喊道。
他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司铎、女仆和我，我们找遍了大花园的小径、草坪，呼唤着，侧耳细听着，尤其当我告诉他们年轻的子爵已死，他们就更担心了。我一面跑，一面叙述这件不幸事故发生的详细情况，我发现女仆和她的女主人极其贴心，因为她比司铎更明白我恐惧的个中原因。我们看了花园中的水池和所有的地方，但哪儿也找不到伯爵夫人，也没看见她走过留下的任何痕迹。最后，在沿着一堵墙往回走时，我听到了低沉的、被深深捂住的呜咽声，是从一个类似谷仓的地方传出来的。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走进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朱丽叶。她本能地把自己埋在一堆干草中，倾泻自己的悲痛。由于生性怕难为情，她把头藏在草里，为的是不让人听到她凄惨的哭声：她的抽噎、啜泣就像一个孩子的，但是更悲哀，更感人肺腑。对她来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女仆把她从干草里扶起来，她像个垂死的动物，身子软瘫，任人摆布。女仆不会说其他的安慰话，只一个劲儿说：“好了，太太，好了……”
老司铎还在不断地问：“她怎么了？你怎么了，孩子？”
女仆帮着我，把朱丽叶抬到卧室里，我再三关照她要看好夫人，对别人只说夫人犯了偏头痛。然后，我和司铎下楼回到餐厅。我们离开伯爵已有好一会儿了，走到列柱廊下我才又想起他，他的无动于衷委实令我吃惊；及至见他冷静地坐在那儿用餐，我就更惊讶了。他差不多把晚餐全都吃光了，这使他女儿快活不已，因为她觉得亲眼看到爸爸违背妈妈的命令是很有趣的事。我从司铎和伯爵之间突然发生的一场小小的龈龋中，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位丈夫对刚才周围发生的事那么不关心。原来，伯爵患有一种相当厉害的病，病的名称我已记不起来，为了治好这种病，医生规定他严格地节制饮食，伯爵一直受着这种饮食制度的约束，现在，他正被康复期病人常有的贪食欲支配着，在他身上，动物的贪欲战胜了人类应有的一切感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人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赤裸裸的表现，它们给这可怕的痛苦事件涂上了一抹喜剧色彩。整个夜晚是凄凉的。我很疲倦。司铎绞尽脑汁在猜测侄媳哭泣的原因。伯爵在静静地消化他的晚餐，刚才他妻子差贴身女仆向他含糊其辞地解释了自己不舒服的原因，我记得好像推说是妇女生理上的不适，伯爵也就没有再问下去。我们大家都早早就寝。一名男仆领我去我的宿处，从伯爵夫人的房门前经过时，我怯生生地探问她的情况。伯爵夫人听出我的声音，叫我进去；说是想跟我谈谈；可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低下了头，于是我又退出来。尽管我以年轻人的真诚分担着女主人精神上所受的残酷刺激，但是在强行军似地走了那么多路以后，我疲惫已极，很快就睡着了。深夜，有人用力拉开我的帐幔，幔环在铁杆上发出的刺耳声响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伯爵夫人坐在床脚。桌上一盏灯射出的光照在她脸上。
“这是千真万确的吗，先生？”她说，“我不知道，在受了这样可怕的打击以后，还怎么能活下去；不过，此刻我的心情是平静的，我要知道全部经过。”
“多么平静啊！”我心中想，一面看着她那惨白的脸色，它白得吓人，和她棕色的头发形成了强烈对比；听着她说话时在喉头滚动的嗓音，我被她整个面容所起的变化惊呆了，这变化表明了她心灵上的创伤。她已经惟淬凋零，像一片入冬的树叶，失去了秋天染上去的最后色彩。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完全没有了原来的美，只反映出她内心深沉的悲怆，仿佛过去阳光熠熠的地方现在笼罩了一片乌云。
我重又把那猝然发生的、夺走了她朋友的事件讲述一遍，将某些使她太痛苦的情节一带而过。我向她叙述了我们第一天的旅程，那一天充满了对他们俩爱情的回忆。她贪婪地听着，一点没哭，头向前倾，像是一位热心的医生在探寻病症所在。有一个时刻，我觉得她已把心扉整个儿打开，准备承受所有的痛苦，并且由于最初的绝望情绪，一心想沉浸在自己的不幸中。我抓住这个时刻，向她讲述了那可怜的人临终的担忧，以及他为什么和怎样派我传送这不幸的消息。这时，她的眼睛好像被灵魂最深处喷涌出来的绝望之火烧干了，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我拿出藏在枕头下面的信交给她，她机械地接了过去；随后猛烈地哆嗦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可他的信，我看过就烧了；我没留下他的任何东西！什么也没留下，什么也没留下。”
她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额。
“夫人，”我说，她痉挛了一下，看看我，“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绺头发，这就是。”
于是，我把她心上人的最后的、也是永远不会腐烂的一小部分呈在她面前。啊！你们要是和我一样手上落满了那滚烫的眼泪，你们也会理解什么叫感激，它有时和恩惠是很接近的。伯爵夫人握住我的手，眼睛因激动而发亮，透过极度的痛苦，闪着一星微弱的幸福之光。她用压低的声音说：“啊！您一定也在恋爱！但愿您永远幸福！千万别失掉您心爱的人！”
她没说完，拿着她的宝贝飞快地跑了。
第二天，这夜间的一幕和我的梦境混在一起，给我一种虚幻的感觉。只是当我在床头寻找那叠信而再也找不到时，我才确信，那是痛苦的现实。第二天的事无需赘述，我陪着朱丽叶又度过了几个钟点。我那不幸的旅伴曾对她倍加称赞；的确，她的任何言谈、举止、行为都说明她心地高尚，感情细腻，是世上为数不多的痴情而忠心的女人之一。
傍晚，蒙佩尔桑伯爵亲自把我送到穆兰。到了那里，他有点发窘地对我说：“先生，我们已经欠您的情了。如果您不认为这是滥用您的好意，或是对一个陌生人冒昧行事，那么，请您将这笔钱带到巴黎——反正您要去那儿——交给桑蒂耶路的某先生（我已忘了他的名字），好吗？这笔钱是我欠他的，他让我赶快还他。”
“当然可以，”我说。
我怀着纯洁的感情接过二十五路易一卷的金币，这正好给我作了去巴黎的路费，后来我如数去还给那位与伯爵有银钱来往的人。
到了巴黎，当我把这笔钱送往指定的人家时，我才明白，朱丽叶是多么机灵巧妙地帮助了我。她借给我这笔钱所采取的办法，她对我显而易见的贫寒所持的谨慎态度，不正表现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全部智慧吗？
我曾有机会把上面的遭遇讲给一个女人听，她害怕得紧紧抱住我，对我说：“啊！亲爱的，你可别死，啊？”这时，我感到怎样的快乐啊！
一八三二年一月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