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
去年春天我去芝加哥看博览会[1]，虽然结果没看成功，但是我在那次旅程中却不是毫无收获——可以说，它给了我一些补偿。在纽约，我经过介绍认识了一位正规军队中的少校，他说要去看博览会，于是我们约好一同上路。我必须先去波士顿，但这并不碍事，他说愿意一道去，不妨多花上一些时间。他这人仪表漂亮，体格魁梧得像一位斗士，但举止温和，谈话娓娓动听。他为人十分可亲，但又显得很沉着。可不是，他是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他对四周的事都深感兴趣，然而他那宁静的神态却始终不受外界的影响；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动他。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警察，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枪，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间。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干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2]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揍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揍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3]。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迸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钩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职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哎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分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至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吭地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愤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扳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愤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侍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愤，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糊其辞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须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做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辞。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须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您这样做事做得不对——您没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您不去告我，我一定去告您。我要去告。”
列车员显得迷茫不解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地说：
“这倒像是我在找麻烦嘛！完全是一篇糊涂账；瞧我都被闹昏了；这可是从来没遇到的事情；人家一向依着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注意到，那道没处罚办法的愚蠢的命令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不要告任何人，我也没要被任何人告——瞧，那样会给我招来无穷的麻烦！现在你们就继续玩牌吧——如果高兴的话，就玩上一整天吧——咱们再别为了这种事情找麻烦了！”
“不，我只是为了要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才坐在此地——现在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来了。但是，您在离开这儿之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您认为公司制订这条规章是为了什么吗？您能为这件事想出一个借口——我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借口——一个至少表面上不是愚蠢的借口、一个不像是白痴想出来的主意吗？”
“这个，我当然能够。问到为什么要制订它，那道理很明白。那是为了不要伤害了其他乘客的感情——我意思是说乘客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星期天在车上玩牌，亵渎了安息日，那会使他们不高兴的。”
“我本来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他们愿意自己在星期日旅行，亵渎安息日，却不愿意别人……”
“我的老天爷，您这可说到了点子上！以前我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事实是，如果你开始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它是一条愚蠢的规章。”
就在这当儿，另一节车上的列车员走过来，打算很专横地禁止玩牌，可是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此后再听不到他们谈起这件事了。
我在芝加哥卧病了十一天，结果没能看到博览会，因为，刚刚能够上路，我已经需要立即启程回东方去了。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为了让我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睡得舒服一些，少校已经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厢；可是我们抵达车站时才知道，由于调配员一时疏忽，我们的那节车没被挂上。列车员给我们留下了一对卧铺——他说，这样办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可是少校说，我们并不赶急，尽可以等着把那节车给挂上。列车员和颜悦色，但是含嘲带讽地说：
“也许，像您所说的，你们并不赶急，可是我们却非赶急不可呀。来，上车吧，先生们，上车去吧——别让我们尽等着啦。”
可是少校非但不肯上车，也不许我上去。他要乘他所订的车，说他非那样不行。这一来那个急得直冒汗的列车员可不耐烦了，他说：
“我们这样做，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我们没法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你们要么就是用这套卧铺，要么就索性不用它吧。由于出了一个差误，现在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纠正，只好将就点儿，就这样凑合一下吧。别的乘客都是这样。”
“咳，您瞧，事情就坏在这里。如果他们也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坚持到底，现在你们就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试图践踏我的权利了。我根本没意思要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有责任保护下面一位乘客不再这样受骗。所以我一定要乘我订的车。否则我就要在芝加哥待下去，控诉你们公司破坏了合同。”
“控诉我们的公司？——单单为了这样一件事！”
“当然。”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列车员向少校怀疑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可把我闹糊涂了——这可是新鲜花样——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事您会做出来的。这么着，我找站长去。”
站长刚来到的时候十分恼怒——恼的是少校，而不是那个造成差误的人。他态度相当粗暴，也像列车员开始那样；但是他怎么也没法说服这位措辞委婉的炮手，后者仍旧坚持要乘他所订的车。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方能占上风，而结果占上风的一方当然是少校。站长只好收起恼怒的神情，装出和蔼的样子，甚至多少表示了歉意。这给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少校作出妥协。他说情愿放弃已订的特别包厢，但必须有另一间包厢。经过一番寻觅，终于找到一间特别包厢，那包厢的主人是个好说话儿的，肯用他的包厢调换我们的卧铺，我们终于出发。那天晚上列车员来看我们，他亲切客气，十分殷勤，和我谈了很久，最后我们结成好友。他说希望公众会更常常给他们多添一些麻烦——因为那样只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说，旅客不能指望铁路公司尽他们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也多少关心那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次旅程中移风易俗的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早晨，少校在餐车里要一客烤鸡。侍者说：
“菜单上没这道菜，先生；我们只供应菜单上有的。”
“瞧那位先生在吃烤鸡。”
“对，可是那情形不同呀。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
“那我就更非要烤鸡不可。我不喜欢这种有区别的待遇。请您赶紧去——这就给我来一客烤鸡。”
侍者把管事的找来了，管事的低声婉言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违反规章，规章是很严格的。
“那么，好吧，您必须一律执行这条规章，或者一律取消这条规章。您必须要么就拿走了那位先生的鸡，要么就给我也来一客。”
管事的惶惑无主，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辩解，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列车员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争执。管事的说，这里有位先生，他定要点一客鸡，可这是绝对违反规章的，而且菜单上也没这菜。列车员说：
“你照章办事嘛——没其他办法。等一等……是这位先生吗？”接着他就大笑起来，说：“别去管你们那些规章吧——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听我的话没错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别让他又在他的权利问题上大发议论啦。他点什么就给他什么吧；如果你们手头没鸡，那么就停下了车去买吧。”
少校吃了鸡，但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感，为的是要维护一条原则，因为他是不爱吃鸡的。
可不是，我没看到博览会，但是我学到了一些怎样运用权术的手段，将来这些手段也许对我和读者都是方便有用的哩。
叶冬心 译
注释
[1] 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于一八九二年五月一日开幕，翌年十月三十日结束，本文写于一八九三年。
[2] 一种旧式马拉的有轨的车。
[3] 在英文中“batteringram”的一个意思是“撞角羊”，另一个意思是古代用的一种军器破城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