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秋天，大战还在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秋天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皮毛上，寒风吹动它们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给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风儿吹动它们的羽毛。这是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朝南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在暮色中穿过市区，有三条不同的路通往医院。其中有两条沿着运河，可是路太长。然而人们总得跨过一条运河的一座桥，才能走进医院。有三座桥可供挑选。其中一座上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觉得很暖和，等炒栗子放进你的口袋，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美，你进得院门，穿过一片院落，从另一端一扇院门出去就到。经常有葬礼仪式从院落里开始。这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分科小病房，我们每天下午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使我们大为好转的理疗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说：“你在战前最喜欢干什么？你搞过体育活动吗？”
我说：“不错，踢足球。”
“好，”他说。“你将能重新踢足球，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弯不动，大腿从膝盖直削到踝节，没有腿肚子，要由这理疗器来使膝关节能弯曲。像蹬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而那理疗器触及膝关节时便会往一边倾斜。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将能重新踢足球，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那台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由两条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那些僵硬的手指，轮到医生来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说：“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上尉大夫？”他曾是非常高超的击剑手，是意大利战前最优秀的一个。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曾经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显示整形之前和经过治疗后大了一点的形象。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是枪伤吗？”他问。
“是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等我们结束了治疗，有时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歌剧院隔壁的柯伐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 basso gli ufficiali！” ［1］ 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绢，因为他当时没有鼻子，有待于整形。他从军校直接上了前线，第一次上火线，一小时内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把他的鼻子弄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再说，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只知道仗一直在打，但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还待得不够长，没法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那种勋章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他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那个棘手的地区到柯伐咖啡馆去，在黑夜中走着，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或者有时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才能在大街上前行，感到被某种类似的遭遇团结在一起，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伐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炫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并且总是有些姑娘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伐的姑娘们非常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最爱国的正是这些咖啡馆的姑娘——而且我相信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满是fratellanza和abnegazione ［2］ 等字眼，但是，去掉了那些形容词儿，真正的含义是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好算是他们的朋友。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都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有时，下午喝鸡尾酒的时间一过，我会想像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可是，在晚上的寒风中，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走回家去，尽量挨着街灯走，我明白自己决不可能冒那种险，我当时是多么怕死，于是我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那三个佩勋章的人像三只勇猛的猎鹰；我却不是，尽管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这一点，他们仨很清楚，于是我们分手了。不过我跟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了；所以他也决不会被他们看作知己，而我喜欢他，因为我想或许他也不会变成兀鹰了。
那位少校，杰出的击剑手，可不相信人的勇气，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他曾夸奖我的意大利口语很流畅，我们便轻松自如地聊起来。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在我看来太容易了，我不太有兴趣了；实在太容易讲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我们研究起语法来，不久，我就感到意大利文实在太难了，以致我脑子里没弄清语法结构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少校总是按时上医院来。我记得他从不错过一天，尽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相信这理疗椅。有一段时期，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东西全是胡闹。那时，那种理疗椅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我没学好意大利语法，他说我是个不可救药、丢人现眼的笨蛋，而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竟煞费心思来教我。他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中，右手伸进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上下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等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什么？”他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我要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真是太蠢了，”他说。他看上去很恼火。“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男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些无法丧失的东西。”
他讲得非常愤慨、尖刻，眼睛直瞪着前面。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少校说。他正望着墙壁。然后他低头看着这理疗机，使劲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拔出来，朝大腿上狠狠拍打。“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叫唤那操作理疗机的护理员。“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便把门关上。等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我正坐在另一只理疗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便帽，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不会这样粗暴了。我妻子刚去世。你务必原谅我。”
“噢……”我说，为他感到惋惜。“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真是太难了，”他说。“我实在想不开。”
他的目光越过我，直望着窗外。接着他哭起来了。“我实在没法想开啊，”他说着哽咽起来。然后他失声痛哭，抬起头，视而不见地呆望着，泪水从两颊上淌下，嘴唇紧咬，挺起腰板，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理疗椅，走出门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死于肺炎，而少校是直到受了伤残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的。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去。少校有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按时来了，军服的袖子上围上一道黑纱。他回来时，只见医院的四面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大照片，显示各种伤病由理疗机治疗前后的对比。在少校坐的理疗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类似他的伤手的照片，但已完全治疗好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了这些照片。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试用这种理疗椅的。但这些照片对少校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他只顾向窗外眺望着。
宗 白 译
（首次发表于《斯克里布纳氏杂志》1927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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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语，“打倒军官！”
［2］ 意大利语，意为“友爱”和“克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