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对你说什么？-海明威短篇小说

祖国对你说什么？

山路路面坚硬平坦，清早时刻还没尘土飞扬。下面是长着橡树和栗树的丘陵，山下远方是大海。另一边是雪山。

我们从山路开过林区下山。路边堆着一袋袋木炭，我们在树丛间看见烧炭人的小屋。这天是星期天，路面蜿蜒起伏，山路地势高，路面不断往下倾斜，穿过一个个灌木林带，穿过一个个村庄。

一个个村子外面都有一片片葡萄地。遍地棕色，葡萄藤又粗又密。房屋都是白的，街上的男人穿着盛装，在玩滚木球。有些屋墙边种着梨树，枝桠分叉，挨着粉墙。梨树喷洒过杀虫药，屋墙给喷雾沾上一层金属粉的青绿色。村子周围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开垦地，种着葡萄，还有树木。

离斯培西亚［2］二十公里的山上一个村子里，广场上有一群人，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手提箱，走到汽车前，要求我们带他到斯培西亚去。

“车上只有两个座位，都坐满了，”我说。我们这辆车是老式福特小轿车。

“我就搭在门外好了［3］。”

“你会不舒服的。”

“没关系。我必须到斯培西亚去。”

“咱们要带上他吗？”我问盖伊。

“看来他走定了，”盖伊说。那年轻人把一件行李递进车窗里。

“照应一下，”他说。两个人把他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说对一个法西斯党员、一个像他这样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不会不舒服的，说着就爬上车子左侧的踏脚板，右臂伸进敞开的车窗，钩住车身。

“你可以开了，”他说。人群向他招手。他空着的手也向大家招招。

“他说什么？”盖伊问我。

“说咱们可以开了。”

“他倒真好啊！”盖伊说。

这条路顺河而去。河对面是高山。太阳把草上的霜都晒干了。天气晴朗而寒冷，凉风吹进敞开的挡风玻璃。

“你看他在车外味道怎么样？”盖伊抬眼看着路面。他那边的视线给我们这位乘客挡住了。这年轻人活像船头雕饰似的矗出车侧。他竖起了衣领，压低了帽檐，看上去鼻子在风中受冻了。

“也许他快受不了啦，”盖伊说。“那边正好是个不中用的轮胎。”

“啊，要是我们轮胎放炮他就会离开咱们的，”我说。“他不愿弄脏行装。”

“那好，我不管他，”盖伊说——“只是怕碰到车子拐弯他那样探出身子。”

树林过了；路同河分道，上坡了；引擎的水箱开锅了；年轻人看看蒸汽和锈水，神色恼怒疑虑；盖伊两脚踩着高速档的加速器踏板，弄得引擎嘎嘎响，上啊上啊，来来回回折腾，上去了，终于稳住了。嘎嘎声也停了，刚安静下来，水箱里又咕嘟咕嘟冒泡了。我们就在斯培西亚和大海上方最后一段路的高处。下坡路都是急转弯，几乎没有大转弯。每回拐弯，我们这位乘客身子就吊在车外，差点把头重脚轻的车子拽得翻车。

“你没法叫他别这样，”我跟盖伊说。“这是自卫本能意识。”

“十足的意大利意识。”

“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

我们绕着弯下山，开过积得厚厚的尘土，橄榄树上也积着尘土。斯培西亚就在山下，沿海扩展开去。城外道路变得平坦了。我们这位乘客把头伸进车窗。

“我要停车。”

“停车，”我跟盖伊说。

我们在路边慢慢减速。年轻人下了车，走到车后，解开手提箱。

“我在这儿下车，你们就不会因载客惹上麻烦了。”他说，“我的包。”

我把包递给他。他伸手去掏兜儿。

“我该给你们多少？”

“一个子儿也不要。”

“干吗不要？”

“我不知道，”我说。

“那谢谢了，”年轻人说，从前在意大利，碰到人家递给你一份时刻表，或是向你指路，一般都说“谢谢你”，或“多谢你了”，或“万分感谢你”，他却不这样说。他只是泛泛道“谢”，盖伊发动车子时，他还多疑地盯着我们。我对他挥挥手。他架子太大，不屑答理。我们就继续开到斯培西亚去了。

“这个年轻人在意大利要走的路可长着呢，”我跟盖伊说。

“得了吧，”盖伊说，“他跟咱们走了二十公里啦。”

斯培西亚就餐记

我们开进斯培西亚找个地方吃饭。街道宽阔，房屋轩敞，都是黄的。我们顺着电车轨道开进市中心。屋墙上都刷着墨索里尼瞪着眼珠的画像，还有手写的Vivas ［4］这字，两个黑漆的V字墨迹沿墙一路往下滴。小路通往海港。天气晴朗，人们全出来过星期日。铺石路面洒过水，尘土地面上一片片湿迹。我们紧靠着街沿开车，避开电车。

“咱们到那儿简单吃一顿吧，”盖伊说。

我们在两家饭店的招牌对面停车。我们站在街对面，我正在买报。两家饭店并排挨着。有一家店门口站着个女人冲我们笑着，我们就过了马路进去。

里面黑沉沉，店堂后面一张桌旁坐着三个姑娘和一个老太婆。我们对面一张桌旁坐着一个水手。他坐在那儿不吃不喝。再往后一张桌子有个穿套蓝衣服的青年在写字。他的头发晶光油亮，衣冠楚楚，仪表堂堂。

亮光照进门口，照进橱窗，那儿有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蔬菜、水果、牛排和猪排。一个姑娘上来请我们点菜，另一个姑娘就站在门口。我们注意到她的家常便服里什么也没穿。我们看菜单时请我们点菜的那姑娘就伸出胳臂搂住盖伊的脖子。店里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家轮流去站在门口。店堂后面桌旁那个老太婆跟她们说话，她们才重新坐下陪着她。

店堂里面只有通到厨房里的一道门。门口挂着门帘。请我们点菜的那姑娘端了通心面从厨房里进来。她把通心面放在桌上，还带来一瓶红酒，然后在桌边坐下。

“得，”我跟盖伊说，“你要找个地方简单吃一顿。”

“这事不简单了。复杂了。”

“你们说什么？”那姑娘问。“你们是德国人吗？”

“南德人，”我说，“南德人是和善可亲的人。”

“不明白，”她说。

“这地方究竟怎么搞的？”盖伊问。“我非得让她胳臂搂住我脖子不可吗？”

“那可不，”我说，“墨索里尼不是取缔妓院了吗？这是家饭店。”

那姑娘穿件连衣裙。她探过身去靠着桌子，双手抱胸，面带笑容。她半边脸的笑容好看，半边脸的笑容不好看，她就把半边好看的笑容冲着我们。不知怎的，正如温热的蜡会变得柔润一样，她半边鼻子也变得柔润了，那半边好看的笑容也就魅力倍增。话虽这么说，她的鼻子看上去并不像温热的蜡，而是非常冷峻、坚定，只是略见柔润而已。“你喜欢我吗？”她问盖伊。

“他很喜欢你，”我说。“可是他说不来意大利话。”

“我会说德国话［5］，”她说，一边捋捋盖伊的头发。

“用你的本国话跟这女人说说吧，盖伊。”

“你们从哪儿来？”女人问。

“波茨坦。”

“你们现在要在这里呆一会儿吗？”

“在斯培西亚这块宝地吗？”我问。

“跟她说咱们一定得走，”盖伊说。“跟她说咱们病重，身边又没钱。”

“我朋友生性厌恶女人，”我说，“是个厌恶女人的老派德国人。”

“跟他说我爱他。”

我跟他说了。

“闭上你的嘴，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盖伊说。这女人另一条胳臂也搂住他脖子了。“跟他说他是我的，”她说。我跟他说了。

“你让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你们吵架了，”女人说。“你们并不互爱。”

“我们是德国人，”我自傲地说，“老派的南德人。”

“跟他说他是个俊小子，”女人说。盖伊三十八岁了，对自己被当成一个法国的流动推销员倒也有几分得意。“你是个俊小子，”我说。

“谁说的？”盖伊问，“你还是她？”

“她说的。我只是你的翻译罢了。你要我陪你出门不是做你的翻译吗？”

“她说的就好了，”盖伊说，“我就没想要非得在这儿跟你也分手。”

“真没想到。斯培西亚是个好地方。”

“斯培西亚，”女人说。“你们在谈斯培西亚。”

“好地方啊，”我说。

“这是我家乡，”她说。“斯培西亚是我老家，意大利是我祖国。”

“她说意大利是她祖国。”

“跟她说看来意大利是她祖国，”盖伊说。

“你们有什么甜食？”我问。

“水果，”她说。“我们有香蕉。”

“香蕉倒不错，”盖伊说。“香蕉有皮。”

“哦，他吃香蕉，”女人说。她搂住盖伊。

“她说什么？”他把脸转开说。

“她很高兴，因为你吃香蕉。”

“跟她说我不吃香蕉。”

“先生说他不吃香蕉。”

“哦，”女人扫兴地说，“他不吃香蕉。”

“跟她说我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盖伊说。

“先生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

“不明白，”女人说。

我们对面那个活道具般的水手一动也不动。这地方的人谁也不去注意他。

“我们要结账了，”我说。

“啊呀，别。你们一定得留下。”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在他写字的餐桌边说，“让他们走吧。这两个人一文不值。”

女人拉住我手。“你不留下？你不叫他留下？”

“我们得走了，”我说。“我们得到比萨［6］去，办得到的话，今晚到翡冷翠［7］去。我们到夜里就可以在那里玩乐了。现在是白天。白天我们必须赶路。”

“呆一小会儿也好嘛。”

“白天必须赶路。”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说。“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老实说，他们一文不值，我有数。”

“来账单，”我说。她从老太婆那儿拿来了账单就回去，坐在桌边。另一个姑娘从厨房里出来。她径直走过店堂，站在门口。

“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仪表堂堂的青年厌烦地说。“来吃吧。他们一文不值。”

我们付了账，站起身。那几个姑娘，老太婆和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起坐在桌边。活道具般的水手双手蒙住头坐着。我们吃饭时始终没人跟他说话。那姑娘把老太婆算给她的找头送给我们，又回到桌边自己的座位上去。我们在桌上留下小费就出去了。我们坐在汽车里，准备发动时，那姑娘出来，站在门口。我们开车了，我对她招招手。她没招手，只是站在那儿目送我们。

雨　后

我们开过热那亚郊区时雨下大了，尽管我们跟在电车和卡车后面开得很慢，泥浆还是溅到人行道上，所以行人看见我们开来都走进门口去。在热那亚市郊工业区竞技场码头，有一条双车道的宽阔大街，我们顺着街心开车，免得泥浆溅在下班回家的人们身上。我们左边就是地中海。大海奔腾，海浪飞溅，海风把浪花吹到车上。我们开进意大利时，路过一条原来宽阔多石而干涸的河床，现在滚滚浊水一直漫到两岸。褐色的河水搅混了海水，海浪碎成浪花时才变淡变清，黄褐色的水透着亮，被大风刮开的浪头冲过了马路。

一辆大汽车飞驶而过，溅起一片泥浆水，溅到我们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的水箱上。自动挡风玻璃清洗器来回摆动，在玻璃上抹上薄薄一层。我们停了车，在塞斯特里饭店吃饭。饭店里没有暖气，我们没脱衣帽。我们透过橱窗看得见外面的汽车。车身溅满泥浆，就停在几条拖上岸不让海浪冲到的小船边。在这家饭店里，你还看得见自己呼出来的热气。

意大利通心面味道很好，酒倒有股明矾味，我们在酒里搀了水。后来跑堂的端来了牛排和炸土豆。饭店远头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年人，女的还年轻，穿身黑衣服。吃饭时她一直在湿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男人看着热气，摇摇头。他们光吃不说话，男人在餐桌下拉着她一只手。她长得好看，两人似乎很伤心。他们随身带了一个旅行包。

我们带着报纸，我对盖伊大声念着上海战斗的报道。饭后，他留下跟跑堂的打听一个饭店里并不存在的地方，我用一块抹布擦净了挡风玻璃、车灯和执照牌。盖伊回到车上来，我们就把车倒出去，发动引擎。跑堂的带了他走过马路，走进一幢旧屋子。屋子里的人起了疑心，跑堂的跟盖伊留下让人家看看什么东西都没偷走。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是个修水管的，他们就以为我偷什么东西了，”盖伊说。

我们开到城外一个海岬，海风袭击了汽车，差点把车子刮翻。

“幸亏风是从海上刮来的，”盖伊说。

“说起来，”我说，“海风就是在这一带什么地方把雪莱刮到海里淹死的。”

“那是在靠近维亚瑞吉奥［8］的地方，”盖伊说。“你还记得咱们到这地方的目的吗？”

“记得，”我说，“可是咱们没达到啊。”

“咱们今晚可没戏唱了。”

“咱们能开过文蒂米格利亚［9］就好了。”

“咱们瞧着办吧。我不喜欢在这海岸上开夜车。”这时正是刚过午后不久，太阳出来了。下面，大海蓝湛湛的，挟着白帽浪滚滚流向萨沃纳［10］。后面，岬角外，褐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汇合在一起。在我们前方，一艘远洋货轮正向海岸驶来。

“你还看得见热那亚吗？”盖伊问。

“啊，看得见。”

“开到下一个大海岬就遮掉看不见了。”

“咱们暂时还可以看见它好一阵子。我还看得见它外面的波托菲诺海岬［11］呢。”

我们终于看不见热那亚了。我们开出来时，我回头看看，只见大海；下面，海湾里，海滨停满了渔船；上面，山坡上，一个城镇，海岸线远处又有几个海岬。

“现在看不见了，”我对盖伊说。

“哦，现在早就看不见了。”

“可是咱们没找到出路前还不能肯定。”

有一块路标，上面有个S形弯道的图标和注意环岬弯道的字样。这条路环绕着海岬，海风刮进挡风玻璃的裂缝。海岬下面，海边有一片平地，海风把泥浆吹干了，车轮开过扬起一阵尘土。在平坦的路上，车子经过一个骑自行车的法西斯分子，他背上枪套里有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霸住路中心骑车，我们开到外档来让他。我们开过时他抬头看看我们。前面有个铁路闸口，我们朝闸口开去，闸门刚下来。

我们等开闸时，那法西斯分子骑车赶上了。火车开过了，盖伊发动引擎。

“等一等，”骑自行车那人在我们汽车后面大喝一声说。“你们的牌照脏了。”

我掏出一块抹布。吃午饭时牌照已经擦过了。

“你看得清了，”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看啊。”

“我看不清。脏了。”

我用抹布擦了擦。

“怎么样？”

“二十五里拉。”

“什么？”我说。“你看得清了。只是路上这么样才弄脏的。”

“你不喜欢意大利的道路？”

“路脏。”

“五十里拉。”他朝路上啐了一口。“你车子脏，你人也脏。”

“好吧。开张收条给我，签上你名字。”

他掏出一本收据簿，一式两份，中间还打眼，一份交给罚款人，另一份填好留作存根。不过罚款单上填什么，下面可没有复写副本留底。

“给我五十里拉。”

他用擦不掉笔迹的铅笔写了字就撕下条子，把条子交给我。我看了一下。

“这是一张二十五里拉的收据。”

“搞错了，”他说着就把二十五里拉的收据换成五十里拉的。

“还有另一份。在你留底那份填上五十。”

他赔了一副甜甜的意大利笑容，在存根上写了些字，捏在手里，我看不见。

“趁你牌照没弄脏，走吧，”他说。

天黑后我们开了两个小时，当晚在蒙托内［12］住宿。那里看上去舒适可爱，干净利落。我们从文蒂米格利亚，开到比萨和佛罗伦萨，过了罗马涅［13］，开到里米尼［14］，回来开过弗利［15］，伊莫拉［16］，博洛尼亚［17］，帕尔马［18］，皮亚琴察［19］和热那亚，又开到文蒂米格利亚。整个路程只走了十天。当然，在这么短促的旅途中，我们没有机会看看当地或老百姓的情况怎么样。

陈良廷　译

* * *

［1］原文是意大利语。

［2］意大利西北部港市，海军基地。

［3］老式汽车车门外有踏脚板可以站立。

［4］意大利语：万岁。

［5］原文是德语。

［6］意大利西北部古城，以斜塔闻名于世。

［7］即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

［8］意大利北部渔业中心，沿第勒尼安海，雪莱淹死后葬此。

［9］意大利西北部城市。

［10］意大利西北部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