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居然给了他一百苏。我感到有些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悲惨的人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件往事的记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这就讲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原籍在勒阿弗尔，并不富裕。日子还过得去，如此而已。我的父亲终日工作，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家，挣的钱却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因为家里生活拮据而非常痛苦，她经常找些尖酸刻薄的话，指桑骂槐、狠声恶语地责怪自己的丈夫。这可怜的人这时便做出一个让我看了心酸的手势。他用张开的手抹一下额头，仿佛要擦掉其实并不存在的汗珠，却什么也不回答。我感觉得到他那无奈的痛苦。我们凡事都节省；从来不接受邀请赴人家的晚宴，免得还要回请；买生活必需品也要趁减价的时候，或者商家铺剩余的货底。姐姐们都是自己缝制连衣裙，为了买十五生丁一米的花边也要商量很久。我们平日吃的总是荤油做的浓汤和换着作料做的牛肉。据说这既卫生又有营养；不过我更希望能吃点别的。
如果我丢掉纽扣或者弄破裤子，就会劈头盖脸挨一顿臭骂。
不过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盛装华服地去海堤上绕一圈。父亲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手上戴着手套，伸出胳膊去让母亲挽着。母亲则浓妆艳抹，犹如节日里彩旗招展的轮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停当，只待下达出发令；可在最后一刻，总是在一家之长的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个没留意的污迹，只得赶紧找来一个布头蘸了汽油把它擦掉。
父亲于是头上仍然顶着大礼帽，脱下外衣，露出坎肩和衬衫，等候她们操作完毕；这时母亲已经架好近视眼镜，脱下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不可开交。
全家人隆重上路了。姐姐们臂挽着臂走在前面。她们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父母常带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走在母亲左边，父亲在她右边。我至今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每星期日散步时那虚张声势的神态、僵硬的姿态和严肃的举止。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腰杆直挺挺的，两条腿硬邦邦的，似乎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取决于他们的举手投足。
而且每个星期日，看到从陌生的遥远国度开来的大船进港，我父亲总要一字不变地重复同样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现在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了，而他以前却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孩提时起就常听家里人谈论他，在想象里我对他已经那么熟悉，仿佛一眼就认得出他来。我对他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了如指掌，尽管大家谈起他那一个阶段的事都压低了嗓门。
据说他有过一段劣迹，或者说他挥霍过一些钱，对于贫穷人家来说这可是罪莫大焉。有钱的家庭如果有个人爱吃喝玩乐，那是“做傻事”；人们叫他一声“浪荡子”，一笑了之。但是在一个捉襟见肘的家庭，一个大小伙子还要害父母动那点家底儿，那就成了败类、无赖、坏蛋！
虽然是同样的情况，这种大相径庭的待遇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只有造成的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之于勒叔叔不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遗产挥霍得一空，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那一份。
按照那年头时兴的做法，于是家里人把他送上一条由勒阿弗尔驶往纽约的商船，去了美洲[3]。
一到那边，我的于勒叔叔就做起不知什么买卖来，而且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希望能够赔偿他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家引起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说狗屎不如的于勒，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有良心的男子汉，达弗朗什家的好子弟，就像所有达弗朗什家的人一样堂堂正正。
又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他租了一个大铺面，生意做得很大。
两年以后他在第二封来信中说：“我亲爱的菲力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挂念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我明天就动身去南美洲做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许会有好几年没法和你通音信。如果我不给你写信，请不要担心。我发了财就立刻回勒阿弗尔来。我希望这不会为期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全家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朗读一遍，逢人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果然，于勒叔叔十年都没有再来过信；但是我父亲的希望却与时俱增；我母亲也经常说：
“等好心的于勒回来，我们家的情况就不一样啦。他可真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所以每个星期日，看到黑魆魆的大轮船向天空吐着蜿蜒似蛇的黑烟从天际驶来，我父亲总会重复他那句永恒不变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
人们甚至以为马上就要看到他挥动着手帕呼唤着：
“喂！菲利普！”
于勒衣锦还乡是肯定无疑的了，人们早就在这个基础上构想出千百种计划；甚至还预订——当然是用叔叔的钱啦——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乡间别墅。我父亲是否已经开始就这件事进行洽谈，我还真说不定。
我的大姐那年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迟迟没有出嫁，全家人都为此发愁。
终于有一个人上门来向我二姐求婚了。那是个职员，虽然不上眼，但还过得去。我一直认为，正是因为有一天晚上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这个年轻人才不再迟疑，下定了决心。
家里人忙不迭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办完婚礼全家去泽西岛[4]小游一次。
对穷人来说，泽西岛是最理想的旅游去处了。路不远；乘小轮船过了海，就身在外国土地上了，既然这小岛属于英国人。也就是说，一个法国人，只需两个小时的航程，就可以亲临实地观看一个相邻的民族，研究这个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小岛的风俗；尽管有些说话直截了当的人说那里的风俗坏透了。
这泽西岛之旅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每时每刻萦绕着我们的梦想。
我们终于出发了。我回想起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点火待发的轮船停靠在格兰维尔码头；我的父亲紧紧张张地监督着我们的三件行李搬上船；我的母亲放心不下，伸手挽住我那个还没出嫁的姐姐，因为自从另一个姐姐嫁出去以后，她就像那一窝里仅剩的一只小鸡，掉了魂儿似的；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害得我们老要回过头去看看。
轮船拉响了汽笛。我们总算都上来了，船便离开防波堤，在平静得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一样的大海上驶向远方。我们目睹着海岸节节后退，就像所有很少旅行的一样，感到幸福而又自豪。
我的父亲把礼服下面的肚子挺得老高。家里人当天早上精心擦去了那礼服上的所有污迹，所以他正向周围散发着外出之日必有的汽油味。一闻这味儿，我就知道是星期日了。
忽然，他看见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刀子撬开牡蛎交给先生们，再由先生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牡蛎的方式十分讲究，用一方精美的手帕托住牡蛎壳，嘴向前伸，免得弄脏连衣裙；然后，轻快地一嘬，把汁水喝了，再把空壳抛进大海。
在行驶中的大船上吃牡蛎，我的父亲也许被这高雅的行为打动了。他觉得这么做又气派，又优雅，又高级，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我两个姐姐身边，问：
“我请你们吃牡蛎，你们要不要？”
我母亲犹豫不决，因为又要破费了；可是我的两个姐姐立刻表示同意。母亲就气嘟嘟地说：“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吧，可别太多了，吃多了会生病的。”
然后，她向我转过身来，补充道：
“至于约瑟夫，他就不用吃啦；千万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尽管觉得这样厚此薄彼很不公平。我目光一直追随着父亲，看着他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隆而重之地走向那个破衣烂衫的老水手。
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我父亲便教我的姐姐们如何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掉；他甚至做个示范，于是抓起一只牡蛎。他刚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汁水竟一股脑儿洒在他的礼服上。这时我听见母亲嘟哝道：
“老老实实待着多好！”
可是我父亲似乎突然神色紧张起来；他后退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人周围的女儿女婿，然后猛地掉头向我们走过来。
“真奇怪，这个撬牡蛎的多么像于勒啊。”
我母亲听了一愣，问：
“哪个于勒？”
我父亲说：
“当然……是我弟弟……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景况很好，我还真以为是他呢。”
我母亲惊慌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明知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我父亲坚持说：
“克拉丽丝，你去看看那个人吧；最好还是你去亲眼看看，弄个明白。”
她站起来，走到两个女儿身边。我呢，也打量着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片刻不离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得出她在发抖。她急急忙忙地说：
“我看就是他。你快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千万要小心；如今，可别让这无赖又粘上我们！”
我父亲连忙去了，我也随他同去。我内心感到异常地激动。
船长是位个头高高的先生，瘦瘦的，蓄着长长的颊髯，此时正在驾驶台上踱步，看他那趾高气扬的神气，就仿佛在指挥一艘远赴印度的邮轮。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上前和他攀谈，一面恭维他一面向他请教与他的职业有关的事情：泽西岛有多大呀？有些什么出产呀？有多少居民呀？风俗习惯如何呀？土质怎么样呀？如此等等。
外人还以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哩。
继而他们又谈到我们乘的这艘船，它叫“快速号”；接着话题又转到船员。最后，我父亲才有些窘迫地问：
“您船上有个卖牡蛎的老头儿，看上去很有趣。您知道些这个流浪汉的底细吗？”
这番长谈终于弄得船长不耐烦了，他干巴巴地回答：
“这个老流浪汉是个法国人。我是去年在美洲碰到他的，就带他回国。据说他有亲人在勒阿弗尔，但是他不肯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他们钱。他名叫于勒……于勒·达尔芒什或者达尔旺什，总之是跟这类似的一个什么姓。据说他在那边一度发过财，可是你看他现在落魄到了什么地步。”
我父亲脸色变得煞白，喉咙发哽，两眼呆滞，连说：
“啊！啊！很好……太好了……我并不感到惊讶……多谢啦，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那里，情绪败坏到极点。我母亲说：
“快坐下；别让他们看出什么。”
我父亲一边在长凳上坐下，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果真是他！”
他接着就问：
“咱们怎么办？”
我母亲连忙回答：
“先把孩子们叫回来。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让他去找他们。特别要当心，别让咱们的女婿怀疑到什么。”
我父亲好像已经惊呆了，低声哀叹：
“真是祸从天降呀！”
我母亲这时突然怒不可遏，接着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坯不会有一点出息，他总有一天还会成为我们的拖累！倒好像对一个达弗朗什家的人还能抱什么希望似的！”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就像他遭到妻子责难时常做的那样。
我母亲又接着说：
“快把钱给约瑟夫，让他去把牡蛎钱付了。只差没让那个叫花子认出来。否则在这船上可有好戏看了。咱们快到船的另一头去，免得那个人挨近我们！”
她站起身；给了我一枚一百苏的硬币，他们就走开了。
我的姐姐们久等父亲不见他来，正在诧异。我对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然后就问那撬牡蛎的人：
“我们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其实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法郎。”
我递给他一百苏，他找了钱给我。
我看看他的手，那是一双满是褶纹的粗糙的水手的手；我又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可怜的苍老的脸，愁眉紧锁，饱经风霜。我一边看一边默默自语：
“他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他谢我说：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那是穷人接受施舍时的语调。我心里想他在那边一定乞讨过。
姐姐们对我的慷慨大方甚感诧异，一个劲地瞅着我。
当我把剩下的两法郎交给父亲时，母亲大为惊讶，问：
“吃了三法郎的？……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语调声明：
“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
母亲气得直跳脚，眼睛瞪着我说：
“你疯了！拿十个苏给这个人，这个无赖！……”
父亲使了个眼色让她注意女婿在身边，她才住口。
这以后，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我们的前方，地平线上，一个紫色的阴影仿佛从海里钻出来似的。那就是泽西岛。
当船驶近防波堤的时候，我心里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去再看一次我的于勒叔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体贴的话。
可是，没有人再吃牡蛎了，所以他人也不在了，大概下到这可怜人栖身的散发着恶臭的底舱深处去了。
我们回来乘的是“圣马洛”号，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母亲已经气急败坏了。
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您以后还会看到我有时给流浪汉一百苏，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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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八月七日的《高卢人报》；一八八四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密斯哈丽特》。
[2] 阿希尔·贝努维尔（1815—1891）：法国风景画家，长期旅居意大利。
[3] 据统计，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有两千两百万移民在美国登陆，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从一八八三年开始，许多破产的移民又被迫迁徙至南美洲。
[4] 泽西岛：距法国海岸仅20公里的英国岛屿，旅游胜地。
